|
1927年夏，天津社会名流借助官府的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禁舞风波，引发了一场关于“跳舞与礼教”问题的讨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大公报》先后发表数十篇文章，对跳舞与禁舞、跳舞与社会风化、跳舞的性质、跳舞与男女社交公开诸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笔者认为，这场禁舞风波，是西舞传入中国后都市民众思想观念的一次集中展现。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名流禁舞是在天津跳舞之风流行时引发的，吸引了天津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讨论的时间较长，无论是反对跳舞，还是赞同跳舞，各种意见表达的比较充分；二是在这场禁舞风波中，《大公报》自始至终主导了这场讨论，将名流及各界民众的声音充分地刊载出来，较全面地展示了都市民众对跳舞问题的看法。跳舞有伤风化、破坏礼教，还是正当的新式娱乐？跳舞是一种“肉欲的冲动”，还是一种“美欲的体现”？跳舞是一种高尚娱乐，还是一种如同娼妓般的罪恶？跳舞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与礼教的破坏，还是促发了男女平等与社交公开？围绕这些问题，新旧两派展开了激烈争论，社会各界竞相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文主要依据《大公报》相关资料，力图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以揭示20年代都市民众关于跳舞问题的复杂观念。
一
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舞蹈相异的娱乐形式，交际舞是由西方殖民者带来的。1850年11月，侨居上海租界的西人举行第一次正式交际舞会，开始将西方交际舞带到中国。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经常举办各种交际舞会，但跳舞者仍以洋人为主。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动下，跳舞逐渐从租界西人的交际圈，扩展到都市平民的娱乐圈，日益成为都市民众的一种新式娱乐方式。1927年，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舞厅——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开设，交际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迅速流行：“近年来上海的跳舞，可算得风行一时。凡是年轻的男子和女子，非学会跳舞不能算出风头。”[1]对上海盛行跳舞之事，当时报刊作了大量报道：“数月以来，跳舞之风，盛行海上。自沪西曹家渡而东，以及于沪北，试一计之，舞场殆不下数十。”[2]上海社会形成了“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3]
继上海之后，跳舞之风亦在天津、北京等地流行。因为舞客众多，舞业利润可观，许多饭店相继开设舞场以揽生意。天津有福禄林、国民饭店等，上海有月宫饭店等，“近年中国跳舞之术流行，从前以上海为盛，迩来天津、北京时髦女子亦都趋之若鹜。”[4]据《大公报》载：“跳舞一事，在天津已经是很盛行，一般沾洋气的饭店，因为想求事业的发达，经济上的胜利，不得不有极精美的跳舞场，去迎合一般自以为新青年人们的心理，所以这些爱出风头的男女们，如痴如狂，争先恐后，去学习跳舞。”[5]跳舞是欧风东渐的结果，天津跳舞之风实源自租界洋人饭店起士林，然后流行于华人开设的福禄林、国民饭店等：“窃自欧风东渐，发起跳舞之一端，起士林等实开其始。”[6]跳交际舞与剪发、穿皮鞋、穿洋装一起，成为都市民众时髦的娱乐方式。在天津民众看来，“到福禄林去跳跳舞，到电影院去出出风头，”[7]成为天津时髦青年的标志。
西洋交际舞这种娱乐方式，突破了男女社交的界限，包含着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新理念。故从它传入中国起，便引起了维护传统道德、封建礼教的守旧者的非难和抵制，由此引起的争论始终不断。其中，以1927年天津名流禁舞风波最具典型意义。1927年5月中旬，王吕元、潘守廉、严修、华世奎、徐世光、赵元礼等为代表的天津社会上“有心世道者”的是十二位名流，因为福禄林饭店开设跳舞场，有了跳舞之事，遂“戚焉忧之”，写信给福禄林饭店的大股东李赞侯，以道学家的口吻，劝说该饭店取消跳舞，以维持风化，从而引发了持续两个多月关于禁舞与跳舞问题的讨论。
天津名流禁舞风波，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名流们先后致函福禄林和国民饭店股东，劝其取消舞场，并运动天津官府查禁跳舞，引起了社会各界围绕着跳舞与礼教、跳舞与风化等问题进行争论；二是名流禁舞之举后，天津民众给予密切关注并参与到《大公报》组织的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中，围绕着跳舞的性质、目的、用途、中国是否需要跳舞诸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无论是赞同跳舞者，还是反对跳舞者，均将各自的观点展示出来。
在致福禄林饭店股东的公函中，天津十二位名流对近来盛行的男女平等、自由结婚等新思潮进行谩骂：“故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不以再嫁为耻，其身体发肤亦不以亲近男子之身体发肤而羞。”名流们将跳舞与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再嫁、社交公开等新潮联系起来，指责跳舞是新思潮之体现，是“毁坏名节，伤风败俗”之举，故坚决主张禁止。其诋毁跳舞说：“于大庭广场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又云：“始犹借资游观，继则引诱中国青年女子，随波逐澜，是干柴烈火，大启自由之渐，遂开诲淫之门。”故诅咒倡导及赞同跳舞者“不遭天谴，亦受冥诛。”[8]
针对名流禁舞之举，赞成跳舞者立即予以批驳。1927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署名“我迂”的文章指出：“我听说北京铁狮子胡同、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不时有许多‘上等人’‘官儿’也在那里抱着搂着跳舞，也许那里的‘干柴烈火’要比较的好些。” [8]既然跳舞是“有伤风化”之事，像李赞侯这样有名的大股东，怎么会不懂而劳名流们来劝止呢？既然北京官场跳舞之风兴盛，其所谓“干柴烈火”比天津还旺，何以北京不禁跳舞而唯独天津要禁呢？新式跳舞并非天津一处仅有，为什么比天津更流行跳舞的上海不禁止呢？为什么官办的交际舞会及外国人办的舞场不禁止，而偏偏要禁止国人开设的舞场呢？
该文对名流们认为跳舞是“伤风败俗”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男女跳舞是现代社会交往的正常行为，并非伤风败俗：“其实要讲到男女之防，偎抱着‘两体只隔一丝’，是伤风败俗，如果单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也会伤风败俗。”故其以挖苦地口吻说，要想防止男女交往，“最好让男女青年都戴上一副墨晶玳瑁边的眼镜，再不然让女子照土耳其旧时女子似的，将脸蒙起来。如是者，一定可以使风俗回到五千年前的淳厚程度去。”作者还对名流们搬出“阎王”及“遭天谴”、“受冥诛”的道德诅咒，进行讽刺：照十二名流那种“不遭天谴，亦受冥诛”的心理推想，自己做了这样的大功德，起码得“七祖升天”。故该文认为“不必如此的搬出一个礼教的大招牌来。”[8]
两天后，《大公报》发表题为《跳舞与礼教》的社评，对天津流行跳舞之风给予肯定，并指出，跳舞与禁舞已经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社评说：“天津今年忽流行跳舞。因而惹起反对，遂有福禄林饭店废止跳舞之事。然废者自废，兴者自兴，究竟跳舞应否禁废，礼教观念，如何维持，乃一种有兴味之社会问题，不仅天津所关已也。”[9]社评对跳舞与礼教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跳舞与礼教无关，与都市风俗好坏无关；礼教破坏及风俗变坏，不能归罪于跳舞，更不能归罪于倡导男女平等及社交公开的新青年，而应该从维护礼教者本身找原因。
天津名流禁舞是在民不聊生、军阀混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此国民革命处于高潮，南北军在徐州、津浦线激战之时，名流们不去社会最急需关注的灾荒、饥民、战乱、兵匪等问题，反而关注天津都市的跳舞问题，发起禁舞之举，这看似“义薄云天”，实际上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自然引起人们的不满。有人揭露说：“正是报纸上载着鲁南饥民倒毙有四五万的那天，名流、下台官僚、退伍军阀等等，不辞跋涉，分驾汽车，亲临李准之门，痛驳跳舞之非。” [10]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不去救济灾民、消弭兵患，而是极力反对代表新思潮的跳舞，关心富家子女的所谓“廉耻”，“不独号称文物之邦的东南所没有，”即“观瞻所系的首都”也没有。[10]对名流禁舞之举进行讽刺和挖苦。
名流们的禁舞之举，在开始时还是有一定效力的，“福禄林因李赞侯受人一封书，业已取消跳舞。”[11]但并不是所有华商开设的舞场都屈从于名流的压力。国民饭店不仅不听从，而且公开与名流们对抗：“国民饭店虽经名流劝告，而明灯灿烂中，犹见舞伴翩翩，有时且更较前热闹。”[11]
国民饭店这种公然对抗的做法，令名流们十分恼火，遂再次奔走，运动官府对开设舞场的华商施加压力。据《大公报》透露：“名流方面认为非达到实行取消，实无以正风俗而敦人心，故日来轮流往访李准，一面劝告，一面督责，大有不达目的势不甘休之志。”官府似乎也感觉禁舞之事难度大，故采取了回避态度：“闻李氏因过于麻烦，已挡驾不见而名流则预备坚持到底。”[11]尽管官府没有如自己想象得那样下令禁舞，但名流们并不罢休。他们随即再次致函国民饭店经理，劝其禁设舞场，取消跳舞之事：“前此各名流以国民饭店迟疑不肯即使取消，又特具意见书，致国民饭店经理董事并各股东，再公同为最后之陈请。”[6]
潘守廉、严修、王景禧、华世奎、王占元等名流，在致国民饭店公函中，阐述了取消跳舞的理由，痛陈跳舞之害处。在南北各省“天灾人祸刍狗众生”情况下，名流们标榜自己的禁舞之举，带有积德修功的含义：“乃罹此眼前刀兵之苦，我辈托迹津门，安居乐业，此时多积今生一分阴功，即消除前生一层罪案”。这是对其前所作罪恶的忏悔、还是对社会变动的无奈？名流们认为，招引中国年轻女子跳舞是造孽，死后会引起阎王老子的审判。故股东们当顾及名誉，修德抑恶，取缔跳舞之事。其劝说道：“况人生不过百年，大限一到，万贯家产，难带分文，惟所造恶业，须向阎王老子前对簿。”[6]名流们抬出“阎王老子”来压国民饭店，带有威胁与诅咒之意，不仅说明名流禁舞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是相当软弱的，而且表明其禁舞的精神力量（道德说教）也是苍白无力的。
在刊登名流们的公函后，《大公报》同时发表了署名“天鹅”的《从名流扯到向阎王老子前对簿》，对名流致函国民饭店公函之举进行讽刺：“反对跳舞的那班名流，第一次写给李赞侯的信，将跳舞描写得淋漓尽致，年轻人瞧了心里只是痒痒的。现在第二次写给国民饭店的信，又好像是仿照的太上感应篇似的，年老的人瞧了，不禁毛发悚然。”[12]
面对名流们气势汹汹的通牒，国民饭店并没有屈服。6月5日，国民饭店在收到公函后召开临时股东会，复函驳斥名流取缔跳舞之举。国民饭店股东会在复函中，明确阐述了不能取消跳舞的三种理由：第一，开设舞场合乎世界潮流，合乎国内新潮：“因跳舞一事，不仅为欧美各国所通行，即东亚中日两国亦风行已久矣（如北京公府怀仁堂、外交部大楼及天津交涉公署、黎前总统宅时常有之），不独为国民饭店一家所有，即利顺德、起士林、天升等处，亦举行多年矣。”既然跳舞是国际风行的交际方式，也是官方举行社交的通用方式，国民饭店没有理由停止。第二，开设舞场合乎商业竞争的惯例：“同一地方，同一营业，彼此竞争，此亦商业之循例也。”[13]为了商业竞争的需要，国民饭店也无单独停止之必要。第三，跳舞没有违背国家法律，合乎法律规定，没有取消的依据：“且以我国法律言之，亦无禁止跳舞之明文，故本股东会对于跳舞一事，认为并非抵触法律之营业，此不能停止跳舞之理由也。”[13]正因如此，国民饭店语气强硬地回复名流们：一致反对停止跳舞。
国民饭店之强硬态度，令名流们无可奈何。名流禁舞不仅未能压迫国民饭店停止跳舞，反而刺激福禄林恢复跳舞。名流们抬出“阎王”来压制国民饭店取消跳舞，福禄林则用“观世音”（白衣舞女）与之相抗，煞是热闹。《大公报》以挖苦的口吻报道说：“名流要禁止跳舞，使用阎王出面，赫赫（加上口字旁）国民饭店的股东；福禄林恢复跳舞，昨天忽然加入白衣跳舞，这是请观世音和阎王法，天津真可以算是神鬼世界。”[14]
名流禁舞使天津民众产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不仅跳舞活动没有停止，反而刺激了跳舞之流行与舞场的兴盛：“所以倒愈禁奇，愈奇愈妙，反而禁得不喜欢跳舞的，多蹈舞欢跃的去学习跳舞，不爱出风头的，亦形神骚动的去大出其风头了。”[15]这是名流们始料不及的。
从1927年6月中旬开始，禁舞与跳舞之争趋于高潮，天津各界民众纷纷致函《大公报》，竞相发表自己关于跳舞与礼教问题的意见。讨论的重点，已经从名流与民众围绕“跳舞与礼教”的争论，扩大到赞成与反对跳舞者围绕着跳舞的性质、目的、用途等问题而展开的讨论。1927年6月20日，《大公报》发表署名“云心”的《我对于跳舞的怀疑》，对于跳舞问题提出了“怀疑”：“我不明白跳舞的用途是什么？跳舞的目的是什么？在目前中国的情形，是否有跳舞的必要？有了跳舞，社会能受何等的利益，没有跳舞，国家能有何等的危害？”[16]云心提出的这四个问题，成为第二阶段《大公报》关于跳舞问题讨论的基本问题。随后，社会各界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
云心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讨论。7月13日，《大公报》“铜锣” 专栏发表“跳舞问题”专号，刊发了一组讨论跳舞的文章，计有：梦湘的《阶级制度的跳舞场》，弃舍的《我的跳舞观念》，化宇的《金钱的势力胜过了名流的金口玉言》，难过的《觉民对于“跳舞”意见之矛盾》，絮絮的《与心冷先生》，心冷的《我的强辩》等文，围绕着跳舞与禁舞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将赞成跳舞与反对跳舞的各方观点陈列出来。
《大公报》及“铜锣”专栏刊出“跳舞问题”专号后，引起了天津各界的高度关注。7月21日，《大公报》“铜锣”专栏又发表“跳舞问题”专号，刊发表了一组讨论跳舞问题的文章。7月22日，《大公报》“铜锣”专栏再次发表“跳舞问题”专号，发表了罗杰的《现在的“跳舞”是国产吗？》，子鑫的《跳舞的“可怕”与“可怜”》，云心的《读了“答怀疑跳舞”和“谈跳舞”以后》等一组讨论文章。从7月13日到7月23日短短的10天间，《大公报》“铜锣”专栏先后出版了四个“跳舞问题”专号，发表了26篇讨论文章，将跳舞与禁舞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7月29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反跳舞运动停顿》的文章，指出：“津埠名流反对各租界饭店跳舞一节，迭志前报，兹次反对跳舞之内幕，系某饭店之股东黄某，与各股东意见不洽，故利用各界，出而反对，现各方多已谅解，因之反对运动，亦已停顿云。”[17]显然黄某是反对跳舞的，与赞成跳舞者意见不合，故运动天津名流们出面禁舞。如今看到跳舞难以禁止，故宣布“停顿”禁舞之举。至此，持续三个月之久的跳舞与禁舞讨论亦随之结束。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6-3-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