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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从社会思潮考察民俗
从今年春节伊始，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刊载猴年风俗的情景记忆犹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决定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一场规模盛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也在去年启动。与此相应的是，一个不起眼的民间绳结，受到中外人士的青睐，赢得“中国结”的称誉，走红中国市场；唐装的兴起，使冷落数十年的中式服装走出低谷；奥运会徽以甲骨文和印章的古风，组成现代最前沿的象征图象；昔日原始的制陶工艺，如今成为时尚的陶吧；情人节送玫瑰花本是西方时尚，今年北京时兴送香草，这香草对中国人似曾相识，因为从先秦《诗经》中就屡有所见。种种民俗景象的复苏，说明已消逝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旧风遗俗，说不定又卷土重来。这来自民间的、传媒的、市场的自发趋向，表明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风情，受到国内外民众的热情关注。
这种过往而复归的社会现象，说明民俗性的风物比某些物质产品具有更为坚韧的传承力量。经济学家们认为旧民俗的重新活跃，受之于市场经济的推动，这是无形的手。问题是，为什么这只手在新时期又托起旧民俗? 而且乐此不疲，愈来愈加热衷。
当然，时下流行的民俗产品已不是简单的复旧。唐装并不是50年前的旧模样，变连袖为外接袖，更加符合人体剪裁；中国结，以前只用绳索简单编织，现在配上元宝、花卉、图像，有了复杂的组合，融入现代人的祝福；香草也不是《诗经》中的荑草、香椒，而是迷迭香、薰衣草；陶吧中的原始手工艺，从谋生的体力劳动变成现代游客的休闲活动，形式依旧，性质全非。这历历在目的民俗事象，似旧非旧，与原初形态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民俗的再现并不是原样的复制，而是推陈出新，民俗要有生命力还要靠不断地运作，融入现代人的意识和崇尚，民俗事物的红火，证明了一个预测，早在上个世纪末，未来学家就断言，21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就是突出以人为本的主题，一切与人类生命、生活、发展、休闲、娱乐的商品和文化产业，都将在新世纪获得高度的重视和长足地发展，民俗风物的兴起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中国本是个文化大国，古老而悠久的文明积累，拥有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遍布神州的文物遗存，还有那56个民族创造的多姿多彩的风俗文化。尤其是民俗，作为鲜活的、兼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已经进入中国文化主流的视野，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风俗本是生活行程的历史积淀，又不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新陈代谢，消逝的风俗民情对今人犹如童年的梦，遥远而不再现的种种事象，在想望中分外亲切，民俗就能唤起这份珍贵的回忆。正如人类天生有追根溯源的特性一样，对民俗也有自发的怀旧情结，尤其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当人们为转瞬即逝的现象而眼花缭乱的时候，更期待从旧日风情中获得心理的慰藉。这一景象不仅使民俗成为新世纪文化的重要资源，也给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挑战。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交叉中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以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风俗时尚为研究对象，力图从社会思潮中考察风俗的流变，这就要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作出新的探索。
二、风俗，是最丰富的文化形态
风俗又称民俗，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所谓“人居其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北齐的刘昼在《新论·风俗》中这一句论断，恰如其分地阐明了风俗的成因。俗话说“习以成性”，“习惯成自然”等等，莫不是表述了风俗是一定的人群在一定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所形成的生活习惯。生活而能成为习惯性的行为，又是在不知不觉中相互仿效，日积月累，因袭相承的结果，所以风俗具有自然生成的特性。凡是衣食住行、休闲玩乐、人际交往、宗教礼仪、节庆假日、文化心理，乃至生产样式等一切与人类生活有关的行为举止和思想习惯，都可称之为风俗，所以不论是哪个国家民族、在哪个地区和时段，风俗总是与生活习惯相依相随。
然而，生活与风俗并不是同一概念，有生活不一定都成为风俗，只有沿袭前人或他人的生活习惯才成为一种风俗。生活可以因个体而存在，而风俗却不是单个人的自我行为，这是群体性的生活行为，是复数而不是单数，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所以风俗的本义在拉丁文中是“祖先成例”的意思，在德文阐述为“群众的习惯”,在古代汉文中的字义是“人居其地，习以成性”，或如司马光所言: “自上世相承，习以为常”，由此可见这是群体仿效先辈或他人的生活习惯。若是单个人的作为，就不足以成其为风俗。所以，风俗是以群体性的生活习惯而定位，是一族群在共同需要，共同心理基础上的创造。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和种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尽管千差万别，无一例外的是，都植根于生活经验，以当时当地的生活方式为基础。
风俗从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中就已发源。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因为人能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前堤，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 可以这样说，人类是与吃喝住穿的物质生产活动同时诞生的，在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中，唯有人类才创造了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也造就了人类的文明，从而使人成为万物之灵。
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是吃穿用，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异，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形成不同的文化风貌。不同的人群由于获得吃穿用的资源、地理环境、气候季节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各别的生活样式。这种从生活中形成的心理需求、语言思维、行为方式和处理日常生活的习惯就是风俗。风俗虽然是自然形成，因而具有自发的倾向，但并非都是动物性的本能，这是人类适应外界环境，谋求生存，对群体和个人进行约束、规范和抚慰的生存状态，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自我调节。它是经验性的，代代相承，又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不断地传递、积累与演进，所以风俗也可视为人类来到这世界进行第一个历史活动的成果。
风俗随着生活而存在，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风俗习惯的传统，人类文化有多久，风俗就有多久。凡有人类活动的，就有形形色色的风俗表现。不论在哪个地区，不论哪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哪个时期，也不论风俗的表现千差万别，只要有生活就有自己的风俗传统，无一例外在四个方面表现出共有性的特征: 1、口耳相传的，如神话传说、民间歌谣、俗话、谜语、方言、音乐、诗歌等等能上口传布的；2、物质使用的，包括服装、饮食、房屋、工艺、日用器物、劳动工具，一切可使用的物品；3、习惯相沿的，如礼仪、节庆、信仰、舞蹈、娱乐、祭祀、迷信、禁忌等；4、文本书写的，包括文字、史书、文学、绘画、雕刻等风尚。这些都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很容易为民众识别、操作、演习，也便于民众共享和传播。就其内容来说几乎无所不包，渗入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又约定俗成地被本族群所认同，以与其他族群相区分，因此，风俗习惯是民族识别的重要标志。
风俗起源于生活，那就不可避免地随着生产发展水平和生活境遇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王朝兴替、观念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都对风俗的变化发生重要影响，而习俗的运行主要是靠行为和口头传递，贴近生活、贴近民众，具体生动，富有鲜活的生命力，具有最大限度满足民众情感心理需要的能量。所以风俗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像这样汇集稳定与变异，守成与更新，自发与调节，个人与群体等相互矛盾于一体而又能自行运转的风俗习惯，是人类最丰富、最复杂的一种文化形态。
“风俗”这一词语在中国，早在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就已使用，所谓“为政必先究风俗”(2)，成为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最高统治者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委派官吏考察民风民俗，在制定国策时作为重要参照，并由史官载入史册，为后世的治国理政留下关注风俗的经验。《尚书大传》说:“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3) 《周礼》记载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就有“小行人”这一官职，专事考察各邦国的政教民风，一部《诗经》荟萃了先秦五百年间不同地区的民间歌谣，贵族咏颂，祭祀乐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和喜怒哀乐，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考察民俗的采风记录。这一传统为后世所继承，沿袭数千年。从诸多的史书所见，早在上古和封建王朝的盛世，商周的天子、诸侯，汉唐的君主、大臣，明清的士大夫都把关心风俗作为治理天下的大事。盛唐时期的官员在执法中还表现了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在《唐律疏义》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所以古代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不但不小视风俗，而且留下许多论述风俗的经典名篇，《尚书·禹贡》、《山海经》、《开元诸道图经》、《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地理志》以及在野史、方志、笔记中有关风俗民情的记载和论述，留下极其丰富的文献，东汉应劭的《风俗通》，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等更是传世的名著，以这样浩翰的文字资料记述历代风俗，这在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也不多见。
古人在风俗的观察和表述方面，有丰富的含义和词藻，诸如风土、风纪、风尚、风教、流俗、世俗、土俗等等，各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表现人情风貌的为世俗；转瞬即逝的为流俗；变动不居的为风尚；自然环境为风土；整肃风气为风纪；而下层民众的时尚和习惯称为土俗等等，对风俗的细分缕析，是中国风俗传统的一大特色。其中若以风与俗相对，又略有差异，所谓:“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司马光在《上谨习疏》中对此作的说明是:“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溃谓之化，沦胥委靡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4) 一般说来，由上而下地进行教育感化或自下而上地进行效法谓之风，相沿日久成为社会普遍风习的是为俗，所以风与俗的联称，实际上含指的是从上层到下层，从官方到民间，全社会盛行的风气，并不仅仅是下层。例如古诗云:“洛阳风俗重繁华，荷担樵夫亦戴花。”反映了宋代洛阳的男女老少、尊卑贵贱都喜好戴花，所以才出现荷担樵夫这样社会最低层的苦力劳动者也喜好戴花的情景，这是民众的喜好、情感在社会生活中表现的相互模仿和追逐的时尚。又如撒拉族的“口细”，长不过一寸，重不到一钱，这最简易的乐器，却能吹奏出扣人心弦的音调。藏族的打夯歌，即兴编词，琅琅上口，男女老少都爱传唱，这因时因地而生成的时尚，一旦被民众普遍认可和喜好，经过长期历史积淀成为生活、劳动中的习惯，这时尚也就具有稳定传承的机制从而成为风俗。所以风俗在中国最具有人情味，是为中国人文精神的载体，在中华民族中传衍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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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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