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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仲氏这一对演剧史的思考主要是分三步完成的。一是明清时期的地方文献，如地方志、族谱、例案、公牍等，寻找与祭祀、演剧风俗有关的记载。二是前面所提到版本研究。近二十多年来，田仲氏对版本的考察，已扩展到《拜月亭》等其他早期戏文在明代的接受情况。三是田野考察。
至1977年，田仲氏在广泛查阅明清地方文献与考察版本的基础上，已经正式提出了他关于地方演剧史的构想。此后，田仲氏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文献阅读，或者说，独特的研究视野使之最终走向了田野调查。十多年间，田仲氏以大量的一手资料，详细考察了有关各地的地理沿革（包括人口的增长、经济形态的变迁）、祭祀组织、祭祀礼仪、祭祀日程、祭祀艺能、以及艺能向演剧的逐渐转化等等，这些工作已经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已经汇成有关巫系演剧、祭祀演剧、乡村祭祀、宗族演剧等四部巨著。在这些纷繁的资料里，田仲氏始终关注的只是一条线索，即各地方的演剧组织及其各支配力量的消长与其演剧形态之间的关联。例如，其中对乡傩、堂傩的界定与表述，正是以实地资料丰富了他有关地缘演剧与血缘演剧的思考。
田仲氏关于演剧史的构想，主要体现在《以十五、六世纪为中心的江南地方戏的变质》一书中（自1973年至1977年连续刊载于《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同时，另有一篇专文《中国地方戏的发展与构成》（1977），算是对前书的理论总结。该文早在1987年就由复旦大学的江巨荣先生译成中文，收入由赵景深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戏剧史论集》。不过，也许由于文章理论性太强，国内研究界的反响并不大。令研究界更感兴趣的，可能只是田仲氏关于戏剧起源于祭祀说，以及他在内地港台的实地调查。换句话说，田仲氏当时对祭祀演剧的研究，吻合了当时内地研究的一种新动向，而田仲氏以其突出的成绩，成为内地重“场上”者树立的一个典范。因此，他们常常提到的，只是田仲氏的《中国祭祀演剧研究》，该书在八十年代中曾有文章绍介到中国。同样，田仲氏为一些研究者所訾议的，也在于戏剧发生于祭祀说。
自英国希腊学者Jane Ellen Harrison的《古代艺术和祭祀》发表以来，戏剧发生于祭祀已经成为西方戏剧史的常识。日本古典戏剧实际也与乡村祭祀组织（宫座）有着密切的关系。田仲氏也是因此而猜想，或者中国古典戏剧的发生也与某种集团性祭祀组织有关，从而了开始漫长的探索。从视城市娱乐为戏剧之母体到视农村祭祀为戏剧之母体，从重视新兴知识人的作用到重视社会各个阶层的集团力量，也许是世界研究戏曲的一个趋势。演剧究竟是以乡村祭祀为母体、还是以城市娱乐为母体？当然，祭祀与演剧有密切关系，与农耕文化密切相关的祭祀（蕴含了某种演剧形态）显然也先于城市演剧而存在。问题在于如何解释这一母体？中国戏剧是否即源于春祈秋报，如果是，从祭祀到戏剧之间，究竟还有多长的里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祭祀、中国的祭祀与戏剧，与西方种种有着极大的差异；而村社——宗族制度的存在可能正是解释这一差异的关键。
可以说，田仲氏的研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文献资料比较丰富的明清演剧与实地考察的地方演剧相互印证，通过考察组织地方戏剧各阶层力量（尤其是其中宗法——宗族力量）的消长，来勾勒演剧的发展过程，从而使文献与田野操作真正结合起来，最终勾勒出一部历经千年的中国演剧史。更为重要的是，在描述这一演剧史的同时，始终伴随着一种人文关怀——对中国演剧、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关注。其实，在田仲氏三十多年的研究历程来看，祭祀演剧诸书不过是他书写中国演剧史的资料长编罢了。田仲氏关于香港、广东、安徽、江西诸地演剧遗存的考察，不过是其对中国演剧史的早期构想的印证、补充与深入。继此之后，田仲氏于1998年推出《中国演剧史》，两年后，又推出《明清的戏曲》一书。从对十五、六世纪江南地方戏的考察为始，又回到明清戏曲史的研究，由此，也可以看出田仲氏的兴趣所在了。
以近代化的人文内涵的演变为基点，从宏观上来把握戏剧史的变迁。这一工作在百年来的戏曲研究中，大抵即热闹又冷落的。
王氏之所以标举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只在于他对“元剧之文章”异乎寻常的推崇，在于元剧以极自然之文字，极深邃之意境，而描摩出天地间一大悲剧。这里，王氏实际以自身对人生况味的独特体会，命名了元曲的近代意义。正是因此，王氏提出：“若论真正之戏剧，则自元杂剧始。”尽管王氏似乎满怀了对前清的眷恋而自沉于昆明湖中，但他品味社会、品味人生独特的悲剧意识却已开启了五四学人思考人生的先河。当后者接受并发展王氏的戏曲（剧）观时，他们实际是将戏剧定义为近代市民文化的产物，持城市为母体，综合歌、舞、说、科、故事种种而发生戏剧的多元论。明清文人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式的理论，但他们在追溯戏剧的形成时，无疑也重视城市这一演剧环境。可以说，五四学人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态度与明清新兴知识人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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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站-戏曲研究-中国戏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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