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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七：社会学将进一步强化对社会政策或改革实践的研究
有人认为社会学似乎不能很好地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怎么会得出如此判断呢？这里牵涉到一系列短期考虑和一整套更为复杂的问题（我想是这样）。之所以说是短期的，就在于当前西方一些政府圈子中盛行一种特殊的经济学，即建立在市场万能的观点之上的经济学。只要人们相信市场可以使资源得到在经济上最为理性和在道德上最为理想的分配，社会研究和社会学思想在社会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就会被大大削弱。如果这意味着对国家事务的故意干涉并以此而产生变迁的理想形式，那么，"社会政策"就会与一大堆留下来由市场力量操纵的社会生活无关。
我不相信市场会如此万能，而且我很难想象基于这种观点的政府政策会被证明能够持续下去。政府政策所孕育的愚蠢而烦人的偏见必然将随政策的终止而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把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关系简单化地回归到以前，因为根据我们对社会学本质的理解，上述变化所产生的这种关系需要重新反思。
有人认为系统的社会研究可以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来帮助促成一种更为理想的社会秩序（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构想到更为传统的社会科学的改良愿望，都对此进行过详述），这种观点是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发展（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密切相关，而政府职能的转变又是以福利国家范围的扩展和国家对产业越来越多的干涉为标志的，至少在非马克思主义作家中，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有效研究能促成政府和行政部门有见地的决策，并以此而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研究和政策的关系被认为是一对工具性的关系，前者是一种手段，它必将落实到以有效方式控制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实践结果。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实践导向喜欢将重点放在那些通常没有与米尔斯（Mills）"没头脑的经验主义"脱离关系的研究工作上，迎合了人所周知并受到制约的政策目标。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研究工作的目的只是方便决策者更好地了解社会世界，从而用更可靠的方式来影响世界。从这个立场出发，研究工作在形成决策的结果中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为达到既定目标提供了有效手段。
毫无疑问，社会学研究在许多领域的政策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之同时，社会研究项目的结果导致出现了一种广泛的觉醒，这种觉醒不仅仅来自于前面提到的"市场模式"的出现。那些希望从社会科学研究中找到行动指南的人却很少能得到明确建议似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社会学家也发现自己的研究常常被那些主要关注组织和实践的人所忽略和轻视。因此，最近一系列试图把社会科学和实践目标联系起来的研究工作出现了令人沮丧的负面结论。以美国的研究为例，韦斯（Weiss）从他分析的案例中得出结论：只有少数研究结论可以真正为实践的行动过程提供信息和方便。就像另一位观察家所说："学术界有时并不能反应政策导向知识的紧急需求，即使有所反应，这种反应也是迟到的、不充分或是不相关的，即使有些东西可为决策者所用，他们也通常没有留意到"。[13]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混乱状况是局部的。在考虑到如何使研究与实践要求相匹配上，要有专门的一整套工作(工具分析)要做。但是大多数此类工作认为在解释过程中，研究可以得到一些客观中立的"发现"，而难点在于如何利用它们；而且，行动的环境是静态的，其实施的条件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普遍模式。如果我们认识到研究工作和实践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关系，那么对这些问题的强调都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远离所谓的社会学实践"控制"观念而面向一种"对话"模式(dialogical model)，那么就会产生一种不同的观念。可以说，早先提到的社会理论的转变中就孕育了这个过程，而且，与先前的观点类型相比，它重新发挥了对社会分析更为重要的实践作用。
由"对话"模式引入的观念是在社会研究和政策形成之间最有效的联系形式，也是在研究者、决策者和受研究问题影响的人广泛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模式一反传统那种认为特定的政策目标应该决定所研究的性质的看法，认为其首要关注的应该是对政策目标的阐述过程，其发挥的作用就像把这一过程颠倒过来一样。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持续不断的社会研究有助于突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同时，又为寻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
社会理论的发展离不开三个紧密联系的前提，它们也可以说是"对话"模式的基础：第一，社会研究不能仅仅应用于既定的问题，在组织行动过程中，它必须与可说服的行动者拓展和修改他们所利用的知识和信仰形式的可能性有关。不过这只是次要的，因为政策可能没有效果。然而，从根本上讲，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所有行动者掌握的知识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吸收社会研究得出的新知识，另一部分是对活动意义的推导。把社会研究和政策实践联系起来并不意味它是哈贝马斯（Habermas）所说的那种全面的"理想话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但它至少涉及一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即如果研究工作存有疑问的话，个体在决定采取行动时而产生的，并且，最有利的是它可以随时直接进行长时间的协商。
第二，伴随观念的革新，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研究的实践结果来讲，"文化环境的调适（mediation of cultural settings）"至少和理论概括的建立同等重要。文化环境的调适是指通过社会研究，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中与另一种文化环境之间的沟通状况。社会研究的这种"人类学方法"在实践中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在研究者、决策者与行动者(其行为能成为研究对象)建立一种对话关系的条件下，社会研究对实践政策的形成绝对具有重要的贡献。既然改善事物的良好愿望能够通过社会改革把一个"可能的世界"变得更好，那就会很容易明白观念革新所具有的重要性。有创意的思想框架为行动开辟了许多未知领域，而在此之前，这是既不为决策者也不为行动的参与者所知的。
第三，我们应该重视对实践应用的双向解释。社会科学的实践结果最发人深思的地方并不在于创造出一套套被用来对社会世界进行工具性控制的理论，而在于把吸收的概念和理论不断地融入到他们所要分析的"主题"中去，以构建和重建新的"主题"。没有什么能比对话模式更重要了，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对话模式，才能使之与反思性的关注结合起来。
趋势八：社会运动将继续对激发社会学想象力起主导作用
一般认为，现代世界提倡通过用组织与社会运动两种方式来加深对社会生活的反思性认知。在组织里，信息在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平衡过程中被系统地收集、储存和提取。而社会运动则在某些方面具有更多的动力和更大的改革潜力，因为社会运动有助于新项目获取成就和反对现存秩序。如果它们不总是其所预言的事情未来状况的征兆，那至少可以说它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使人不安的因素。因此，正如我前面提到的，社会运动不仅是社会紧张与变革的根源（社会学家因此而对其进行分析），而且，它们可能具有辨别既有制度秩序难以判断的特征。传统上，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政治运动及宗教运动，在社会学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像我以前强调过的，今天促进社会学反思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诸如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一些重要的社会运动，即使难说它们一定是导致社会学反思的必要因素，但至少可以说在当前它们的确十分重要。
生态与和平运动能帮助我们理解以前常常令社会学分析束手无策的现代性维度。关于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工业主义是形成现代世界的原动力的讨论，直到现在都忽视了现代生产体系给环境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对其究竟有何深远影响的探讨，拓开了社会学研究问题的整个范围。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能否再持续两个世纪或更长时间？我们在面对此类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对现存制度进行再反思。社会学关于"工作"和"失业"的表述过分受到经济学解释的影响，与全日制工作相比，它既忽视了其他无偿劳动形式，也忽视了其他非专职的有偿劳动形式。当然，生态运动也使我们认识到了人类与尚未开发的自然之间的微秒关系，根据这些微秒关系，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考虑已有环境的特征。
和平运动似乎是战争工业化过程的另一个方面。在把蕴藏于军备竞赛的灾难性暗示强加于公众意识时，它使人们认识到了社会学家不再把军事力量作为现代性特征之一来分析。和平运动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对自然界和军事力量的破坏产生了重大影响。要实现心中理想的军备控制目标，和平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和平的维持有赖于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稳定平衡。这些不是社会学感兴趣的问题，相反，社会学家最为关心的是影响我们未来的重要问题--人类能否生存于这样一个武器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的时代。
虽然妇女运动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还不怎么惹人注目，但其对社会科学反思的影响是深刻的。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当然不是由现代性导致的，尽管这种统治在现代社会中也有某些表现，因为性别的不平等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各种文化上都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那些试图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想法很可能会遇到强大的抗议。妇女运动在消除性别不平等上所取得的实质性成就使之从社会学讨论的重大问题与前沿问题中分离出来。我们再次需要了解一门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及其学者所面临的一系列知识挑战。"妇女研究"已成为许多社会学项目的一部分，当然，妇女研究因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学观点而使其意义超越了这些项目本身。我们怎样用社会学的眼光来思考性别？性别与阶级观念之间应存有什么样的联系？男性霸权对社会研究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然而，我们希望这些问题的解答对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所述并不表明我对其它的社会运动不感兴趣。社会运动里暗含着各种冲突，传统的冲突形式也不会明显消失。当然，即使是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运动也将难以扮演马克思所推崇的世界历史开创者的角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工人运动曾经巨大的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既有模式，尤其在工业化国家，工业冲突(industrial conflict)几乎成了慢性病。与别人宣称的相反，我不赞同新的社会运动形式将逐渐取代作为斗争手段的工人运动，更何况传统类型的社会运动似乎都可以为社会学思想提供素材。在世俗化观念占支配地位的学科里，"伊斯兰教革命"的发生是相当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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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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