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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五：社会科学内已有的学科划分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再次提及的是，社会科学的关注点和专属领域涵盖了广泛的学科主题，但是，最近在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有关学科界线的区分上，显示出了在知识结构(intellectual structure)和实际关注点(substantive concerns)方面一些相当重要的变化。目前，现有的学科划分主要源起于19世纪，它们常被用于大学课程设置的标准。社会学的发展很大部分是得益于一些政治经济批判，其中包括它的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以政治维度的考察为例，由于政治制度依赖于市民社会中一些制度化的系统构成（在有些观点看来，政体是这些系统构成的表现形式）而使社会学获得了它的自我认同。与经济学相关的是，通过揭示经济行为和市场关系，并将其预设为一个广泛的制度化和匿名性结构，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才得以形成。虽然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常常对此提出质疑，但结果却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被界定为形成市民社会体系的一种制度丛(a cluster of institution)，自那以来，作为社会学研究中心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市民社会"。
社会学和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而且还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关社会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学科内部也有一些人是这么看的）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认为社会学关注普遍性问题，而历史学则关注特殊性的问题；同时，社会学是研究现在，而历史学是研究过去。这种大家都能认识到的划分其实非常明显，尤其在社会学的自然主义反对详细叙述的历史学时更是如此。在正统共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社会学实现了与历史学最彻底的全面分离。但在某些背景中，两个学科又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在法国悠久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保留并发展了一门社会学的历史学（sociological history），而且通常在进化论的支持下，社会学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关注过去的。但对进化论的认可并非一定能推导出对历史的详尽研究，也不能一定会推导出对历史偶然性的评价。在追求将社会学发展成一种普遍性科学的口号下，社会学家突破了进化论的观点。而且，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历史学家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密切关注。
与其它学科相比，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一些国家和传统中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也许有人会以法国为例，自涂尔干(Durkheim)以来，法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一直有着富有成果和持续性的交流。在法国，虽然列维-施特劳斯（Lvi-Strauss）和其他一些人类学家的贡献为世人所瞩目，但人类学在法国并没有像英语国家一样作为一门学科而得到高度发展。显而易见，现代人类学的兴起及其从社会学中的分离，都与殖民主义有关，在英国表现为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在美国则表现为对土著的内部征服和驱赶上。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离促进了一个趋势的发展-----即社会学关注"我们(us)"（或白人），而人类学则关注"他们(them)"（或有色人种），但它们都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人种中心主义。人类学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正日益消失的多元文化世界，并且正如他们所揭示出的一样，人类学对人类真实存在的多样性之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旦这种学科划分确立起来，它便会为不同学科确定内容各异的训练框架，这又会对教育的社会化产生相当的影响，从而致使那些接受学科教育的人的思想遭受这些框架的约制，使他们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感到格外困难。因此，我们不能低估超越目前学科划分或改变社会科学内部的结构状况所遇到的困难。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前面提及到的一些社会和知识方面的发展得以实现的话，各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转变，从而极大地推进当前现有趋势的发展。
如果社会学中曾有过一个知识范例(an intellectual case)是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的，那么它现在也不会继续存在。因为大学教育体制中部门的划分也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即使有些人坚决主张合并，这种合并也不一定都是令人愉快的，除非人类学会发展成为一门特殊的文化历史学(cultural history)，否则它的关注点必然与社会学雷同。因为没有谁会认为"文化历史学"是这两个学科合并后所产生的新学科的最好名称。可以这么说，自从"社会学"优先取得了对世界发达地区进行研究的权力以来，它看起来就好象有点自高自大了。然而，正如在对人类社会制度的研究中所表现的那样，"社会学"这个词总有点来路不正，而"人类学"却有着词源上的纯正根基。可以肯定，它们两者都只能在思想和方法传统上的融合中才能彼此受益。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说，适应对一些小型口述文化进行研究的概念和模型，现在已越来越区别于那些适应对更大型的、阶级分化的文明(尤其是现代社会)进行研究了，其中的差异在经过直接分析和详细阐述后，将会变得更加明朗。[8]
毫无疑问，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不会有这种全面的融合。如果说现在总是会成为过去，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认为社会学家是关注现在，而历史学家则是关注过去的。社会学是超越时间的，历史学也不只是研究一些逝去的东西。"再现过去"作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包含着对过去的复兴，而这些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在社会学家研究范围之内的。社会学家主要关注沉积于当今的一些往事，并倾向于去探究它们的特征。对劳动的知识分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能达到精确的程度，它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任何逻辑上或者甚至说是方法论上的区别。历史学家反对历史学的社会学化，因为它意味着把社会学的正统共识幼稚地引入到历史学的研究之中。[9]虽然反对历史学的社会学化有时会有助于历史学获得其学科的特征，但是这种反对并不是客观公正地形成这种主张的基础。历史学方法在"制度"形式和"叙事"形式（institutional and narrative versions）上是存有分歧的，将社会学的观念引入历史学当中，它所带来的影响将无法得到恰当的评估。而内含于这场争论中的一些问题对社会学的影响与对历史学的影响一样大，尤其在伴随着社会学中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消亡而引发的各种讨论中，这些问题将得以恰当地揭示给世人看。
社会学将不会因吸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成果而变成一种大杂烩式的社会科学。但是现在看来，正如对（非经济的）系统结构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将社会学从对政体的分析中排除出来几乎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使我感到疑问的是，如果社会是社会学关注的首要对象，那么像民族国家一样，它们很大部分也将受到政治意图的安排。社会被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地域划分所界定，而且它们的内聚力或多或少受到政治权威的影响，或者说依赖于政治权威。其次，除了大多数受到19世纪以来的传统影响的社会学家之外，每个人都能明白民族国家和政府对其他制度有着一定的影响，反过来，这些制度对它们也有着相同的影响。要探讨民族国家从其所谓的"经济基础"的影响中剥离出来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现代马克思主义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道路，而这恰恰表明了我们是多么需要从前辈的僵化思想中脱离出来！
政治学也有它自身的内在张力和问题，它日益分成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应是对政府比较体系（comparative systems of government）进行经验研究和理论解释，另一方派则认为它的研究重心是正统的政治哲学。在早期有关社会理论进展的讨论中，就包涵了推翻"行为主义政治学"将其自身作为那些观点衡量标准的企图，并致力于减小上述两派的观点差异。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变得难以区分。如果它们不能合二为一，那也是因为政府和政治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于他们即使在其他并不需要的地方也必须确保注意力的集中。在学科划分的调整时期，社会学家对政治学不会抱有一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因为政治权力在塑造现代社会制度方面有着相当明显的重要作用，社会学家的帝国主义式的态度将可能会变得适得其反。
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也许是社会科学内部学科差异最复杂的问题了，至少在主流的新古典（neo-classical）理论方面，现代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已经是独树一帜了。数学分析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它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大部分学科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点就连数学本身也没有看明白。因为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数学对经济学分析模型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强调是没有必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有关经济学鲜明特征作出的论断，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与其它社会活动的一种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建立在一种更具概括力的理论基础之上，也即商品和资源的配置在生产者与消费者偏好差距（margins of the preferences）上得到最有效的分析。对边际偏好或决策的分析能广泛地涵盖他们的起源及其非经济行为后果。
虽然有人也曾试图将这种观点扩展到其它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去，但是它在经济学中的这种优越性使经济学相对于其它社会科学来说有着更鲜明的概念特征。相对于其它社会科学来说，经济学还能将它这种显著特性保持多久，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将取决于公众对新古典观点的认可。与若干年前社会理论的混乱状况差不多的是，目前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不能肯定的是这是否将会推翻经济学自己的正统共识，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将可能会退回到一个更具制度化的发展方向上来。如果没有这种源于内驱性的转向，重建社会学与经济学（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联谊的可能性将比社会科学中的其它情形更小。但现在看来更具现实性的是，在不远的将来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新的多形式交流将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趋势六：社会学家将重新培育出一种对长期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关怀
近些年来社会学一直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详尽的经验研究，针对这种严峻状况，许多人认为它是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矛盾难以调和的一种反应。既然在对社会分析的基本概念上，不同的理论观点之间难以达成一致，那为什么又不放弃理论的纷争来开展对社会世界的具体研究呢？在社会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明显的张力，它被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谑称为"没头脑的（mindless）经验主义"，但是，即使承认他的批评，(特别在美国)目前的经验研究仍然呈现出增长的态势。[10]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默顿（Merton）发起的著名号召--理论建构，它主要是提议在社会学中加强对"中层领域(middle range)"的一般化研究。[11]由于经典社会学创始者过于雄心勃勃都提出有关社会转型的宏观理论，这一点遭到了后人的普遍反对，默顿之所以提出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源于此。像赖特·米尔斯一样，默顿批评社会学可以在理论思考不介入的情况下，试图将社会研究综合起来。但是，如果经验工作真的可以和理论思考紧密结合或者受到理论思考的启发，那么，人们的确需要一种严肃的方法。那些具有思辩思维且对综合理论比较感兴趣的人，由于过于沉溺于历史哲学，无疑难以掌握经验检测方法，至多，他们的思想在经过适当缩减以后才被人所利用。
毫无疑问，上述一切也有其一定的意义，更何况默顿的著作激励了整个新一代社会学家。然而，恕我冒昧，在社会学那些宏大问题上，我更愿意看到预测它将来会发生什么。从总体上来看，即使默顿对社会学的批评值得敬佩，但他假设的对宏观、长期社会过程的研究显然与一种历史哲学有关联，这是一种缺陷。因为"历史哲学"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与经验研究相脱节的象牙塔式的教条，而认为那些所谓的中层理论更容易被检验也是一种想当然。从理论上讲，以"中层"方式建立的经验理论体系与那些包罗万象的理论探索相比似乎更容易被社会学界所接受。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我们知道 "可检验性"这个概念要比通常认识到的更为复杂。"可检验"被认为是受一定经验主义（与米尔斯对该词的定义相比，人们更多是从技术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影响而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一个概念。
对此，我们务必摆脱象牙塔，或者至少要从中走出来到外面的各种现实世界中去。以前我曾发起过一个倡导从19世纪思想传统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在这里，我想为当时的运动人士，更准确说是为他们所追求的许多目标而辩护。我们生活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尤其在世纪之交，这种变化又在加速而行，这不得不促使我们用整个"体系"来定义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只关注于它的细微之处，而不去对社会的种种制度做宏观描述，我们又怎么能够期望去理解这些社会变化的本质和含义呢？
从逻辑上讲，不管是中层理论或是其它理论，我对"理论建构(theory building)"这个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关注点应该是社会世界的一般建构的观点有许多保留。"理论建构"带有经过精心思考抽象而来的假想成分，它与经验观察的累积相关。其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很值得人们怀疑，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是如此，而只假设它与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是幼稚的。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各种变量影响因素的控制、对观察的可重复性等传统难题的把握。但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科学对人类活动意义的分析存在着反思性关系。除了那些仅限于对过去作应用研究的人以外，对社会进行一般化抽象研究的社会学观察者，如果他们确实有兴趣或创造性， 就有可能被"非专业行动者"（lay actor）所了解，甚至可能会改变他周围最初的环境条件。更有甚者，对社会生活的大量预测并不要求观察者为了解释它而去引用什么新知识，通过推理（通常以想当然的惯例形式）而产生的这种预测，会让行动人应用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当中去。在社会科学里，概念创新（conceptual innovation）（与经验研究相伴）至少与有创意的理论解释一样重要。因为这种概念的创新开辟了看问题的新维度，这不是"非专业行动者"在观察问题时所能够采用的，它能揭示出一套既定制度所从未被怀疑过的方面，并表现了其各种潜力所在。
如果我们不去询问和探讨诸如我们应该怎样最佳地界定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源于什么？在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轨迹中，当前起主要作用的社会转型有哪些？社会学中有太多的知识挑战不为人所知。这绝对不是要对严肃研究那些难度不大问题的置疑，而是这种研究得出的结果不会自觉汇集而变得与重大问题有关联。如果理论建构的观点是有缺陷的，我们就不能期望：我们最后肯定能登上中层领域研究这个不断增高的金字塔上去获取更为辉煌的成就。
依据以上所述，我想就小范围的社会研究与大范围研究之间的关系再作一次评价。默顿的中层理论跟宏观与微观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一般区别没有直接联系。反对意见通常存在于那些并非完全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直接研究互动背景的人经常会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变化类型里所包含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而相反，那些研究宏观制度秩序的人则倾向于抛开宏观社会学家经常遇到的琐碎工作。可是，在其它学科特别是现象学和民俗学的影响下，我们现在对每一种对立观点的缺点有了清晰的认识。日复一日的生活远不是枯燥和不合理的琐碎现象，许多世俗活动的特征是深含在长期的社会制度的再生产过程中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宏观结构特性也是根植于局部的、非常偶然和短暂的社会交往中的。这里面含有许多复杂的理论和经验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涉及对社会生活各种特征的分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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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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