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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社会学将逐步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遗影
社会学与"现代性方案"息息相关，它已经并将继续向社会学提供大量重要的研究主题。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欧洲环境却强烈地影响和限制了我们试图理解现代社会发展轨迹的最一般途径。"古典社会理论"摆脱了其最初形成时的环境继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19世纪是社会学知识发展的关键时期。虽然人们对社会学的最初认知形式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但它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却主要是在20世纪。而且通观20世纪的大部分历史，社会学一直是沿着其最初形成的框架发展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分支，我现仅探讨其中的一部分。十九世纪社会学中有关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认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因为它的根本性变革可以带来其它制度的相应变化。资本主义的扩张或者说工业主义蔓延的结果使得"现代社会究竟还有多远"的话题成为社会学中持续最久的一场争论。一些理论，尤其包括马克思或非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都将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根据资本主义企业不断向全世界无限扩张的趋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为现代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对于赞同这些理论的人来说，工业主义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延伸。资本主义在时间上早于工业主义的起源，工业主义则是资本主义追求生产最大化的一种结果。在另一方面，那些将工业主义看作是塑造现代制度主导力量的人其实颠倒了两者的位置，对于他们而言，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或者现在称为"后工业社会"）里，资本主义仅仅是赋予工业主义生机的一条相对较短的特殊道路。
参与这场争论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思维风格，他们都深深打上了19世纪社会思想的烙印。这场争论极可能是一场甚至在术语上都有误解的争论。我们不能简单地只根据资本主义来解释工业主义，或根据工业主义来解释资本主义，而应该认识到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都产生过部分独立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反对经济简约论，尽管它可能很详尽，甚至可能包括各种方法。社会学的未来发展肯定会认识到现代性比任何一种预设的观点都要复杂的多。除了受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影响外，我们必须至少要再增加三个影响现代性的重要因素：[1]一是福柯（Foucault）曾作过很好分析的"国家行政权的扩张"。[2]正如我曾提过的，社会学家所指称的"社会"就是指国家。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尤其是信息资源的利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现代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体系都是一个生产和组织信息的巨大加速器。尽管我们通常认为社会只是在如今20世纪末才进入信息时代，但现代社会早在它诞生时就已经是"信息社会"了。
二是作为现代性深层表现的军事力量与战争。这在大多数传统的社会学思想中都未曾提及过(因为它们也起源于19世纪)。显而易见，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与军事力量及其所卷入的战争密切相关的。但这些现象通常不会成为社会学思考和研究的主体部分（除国际关系外，它们也不会鹌渌缁峥蒲У男巳ぃ?0世纪的社会学仍然维持早期社会思想发展的主题。对于19世纪的社会思想家而言，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将替代旧时代的军事社会，因此，一开始就认为军事力量与传统社会相关联，而与现代社会毫无联系。型塑现代性的经济变革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也就是说，导致经济互依的经济交易将取代过去的军事社会。然而，现在却已证明在某些基本方面，经济也并未与现代社会保持一致。因此，要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军事力量和武装暴力在现代社会中仍处于很重要的位置。最后我作一个言简意赅的总结：传统社会在现代性影响下的瓦解不是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的结果，甚至也不是现代国家行政资源集中的结果，它是协调使用军事力量和制造战争的各种现代手段的结果。
三是现代性的文化维度。由于其自身的性质，文化的纬度显然更为复杂。从表面上看，社会学对文化维度的分析已经很久了。社会学家都知道社会学是在理性主义和伴随世俗化的世界启蒙的背景下产生的，但现代性的文化可能再一次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或工业主义的映像，甚至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也认为"精神"具有导致资本主义萌生的独立作用，而不是部分自治的现代文化在发挥持续性作用。[3]当前，许多已经贴上"后现代性"标签的争论或许可以被看作是描绘近乎瓦解的传统社会文化域这一挑战性任务的真正开端。这些争论至少明确地表达了以前建立的文化分析模式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
从19世纪社会思想的框架中挣脱出来，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要放弃一直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着重要冲突的观念，这些观念曾经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观念也正是导源于我们上述对现代性理解的各种限制。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一种在反复宣告其死亡后仍然表现出旺盛生命力的特征，但社会学的前途并非就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具有优势的一系列概念息息相关。若能证明果真如此，那么，通过社会学想象力来有效分析现代性的范围将要小得多。
趋势二：伴随着社会学争论而来的是将出现新的理论综合
获得统一的社会学理论语言的想法古已有之，并且或多或少离不开学科最初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内部，自从不同的自然科学获得了各自概念上的统一后，这个想法就倾向于直接以自然主义为预设前提。如果说孔德（Comte）的科学分类（其中他把社会学至于最高逻辑层次）是19世纪最经典的表达，那么20世纪（当然在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则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不管帕森斯对人类行动唯意志论的敏感程度如何，他的理论的确系统而生动地阐述了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最佳结合（我曾经讨论过），很显然，帕森斯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试图建构统一的概念语言。古典的建构方法不仅激发了孔德的灵感，而且也早被帕森斯采用而作为专门探索社会学的指南。
"正统共识"(以帕森斯形式和其它不怎么复杂的形式)的瓦解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流派的争论开辟了道路（这些理论我以前也间接提到过）。或许可以这样说，总体上大部分思想流派倾向于强调人类行为的主观方面，他们反对夸大社会制度而贬抑个体行动，但这种观点决不是普遍的。因为，即使是阿尔都塞（Althusser）假定的那种极端形式，人们也能发现结构语言学家关于主体去中心化的叙述。不管怎样，许多富有竞争性的社会理论观点都是反对不合逻辑的社会学决定论的。
一直有许多人把获得统一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当作学科声誉的必要条件，而另外也有人（有时是前述观点的热情皈依者）喜欢支持大量新的理论观点。在自然科学哲学方面，无论是否受到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思想的直接影响，他们都倾向于认为由于社会现实是多样化的，理论也应该多样化的、综合的。[4]如果社会学普遍接受统一的理论观点，那么将意味着它成了排斥不同观点的独裁。因为，对社会事实持相同观点的只有在极权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才有可能。一个允许各种观点和生活方式共存的社会，其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在本质上也必将是多样化的。
有这样一种观念必须认真对待，即认为存在着一条通往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便捷之路，它能使我们像自然科学一样找到理论共识，这种观点无疑是一种误解；另一种观点则把社会学理论的建构归功于社会学自然主义构想的瓦解。社会学不应也不能脱离学科主题-----人类的社会行为-----而由理论建构和调查研究组成。自然科学中只有"单向解释(single hermeneutic)"，即使很多理论的技术运用能使我们改变和控制这个世界，科学家建构的也只是关于既有世界的理论。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双向解释(double hermeneutic)"，包括他们所研究的行为和制度的双向性。社会学观察者用非专业的概念准确地描述社会过程，行动者则在其行为内把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运用到行动上，并因此潜在地改变行为特征。这给社会学理论带来了不稳定性，并使之远离了自然主义社会学家所固有的"同义反复"模型。社会世界永远存在着竞争，且行动者与行动者群体之间的争议（有关世界观分歧和利益冲突）是普遍而深入的。社会科学与社会世界的持久联系不可避免地要求那些争议强烈地形塑(shape)社会学观察者所预设的那些理论观点（这不仅仅是缺乏客观性的问题）。如果在理论的经验检证中考虑到变量控制和复制的传统困难，我们一定会对获得统一的专门社会学理论与概念图式的雄心产生怀疑。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推论出唯一的选择就是理论观点的分化。根据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准确性我们可以评估不同的理论框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依据经验研究得到的观察结果来评估理论。理论传统的延续其实是正统共识衰落的一种表现，但其将来不会再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而永远成为社会学的特征。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正在走出早期的那个发展阶段。各种富有争议的理论流派各自为据，互相封闭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理论综合将不只是在内容上有别于以往的时代了，但其在对社会生活解释的主要方面仍然可能存在着争执。带有某种多样化观点的理论"封闭"无疑正在被普遍认可和赞同，我们已能明显看出理论综合的形态了。在摈弃自然主义的过程中，社会学不是一种纯粹的解释学，而是研究区别于社会行动者自身对社会生活的阐释。通过社会研究得出来的理论概括，必须由详尽的经验观察来证实，但这样的概括原则上可以被社会生活组织本身所修正。新的综合将摈弃所有形式的解释，这意味着人类行为在本质上（犹如社会科学中的决定论所认为的）是社会原因的结果，但同时，新的理论综合将仍然承认制度约束的意义以及构成个体行动的条件与结果的特征。所有这些将改变社会学的自我感觉(self-perception)，因为这种新出现的观点将更加强调社会科学与主体的关系，源于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概念、理论及观察结果，不会形成持续增长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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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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