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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与研究主题
“结构”与“历史”、“文化”与“历史”之间的矛盾贯穿于西方人类学的发展，是人类学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也是历史人类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西方人类学界，“他者”多被宽泛地指涉民族志的记述对象，即西方以外的原始社会和第三世界社会，而且被认为是与西方有别的“无历史”族类。仪式、结构等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课题，一般采用静态的研究视角，缺乏历史研究维度。6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和解构大潮，西方人类学者开始质疑“他者”无历史的观点，对这种表述背后所反映出的认识论等深层次问题展开讨论。历史中的“他者”成为历史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和主题之一。另外，西方人类学者也开始质疑仪式、结构等人类学经典研究课题中的静态视角，日渐关注变迁中的仪式、动态中的结构，力图阐明文化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尝试解决结构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并与研究“他者”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他者”承载着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体现着结构与历史的矛盾。
他者、文化(结构)与历史关联交织在一起，是人类学历史化的主要表现；“他者—文化(结构)—历史”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尤其是后期的发展，与之前的各种努力和尝试相比，为“结构”与“历史”、“文化”与“历史”之间矛盾的根本性解决提供了重要方案——不仅论证了他者拥有历史，而且说明了他者借助文化(结构)在建构历史。
二、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流派
历史人类学理论流派主要由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派和后期的文化学派组成。政治经济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理论基础源自政治社会学中的世界体系理论或低度发达理论，也受到二战后人类学中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深刻影响。与采纳传统人类学研究方式、把大部分目光聚焦于孤立社会和文化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相比，政治经济学派把研究重点放在大规模地区的政治经济体系上，即将传统的微观社区与外部资本主义对之的渗透结合起来，强调的是外在力量的碰撞和社区在这种碰撞中的适应性变化和发展。与关注“原始”社区、将重要的外在影响力量视为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态学相比，政治经济学派所关注的是农民社区，把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看作重要的外在影响力量。该学派论证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将“他者”与外部世界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
政治经济学派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他们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因素，注重资本主义单向度的叙述，仅要求生产趋向的单一逻辑，通过抽象的叙述将客体具体化和历史具体化，牺牲了人类学的文化主题，忽视了社会场景中的人类实践，忽视了对“他者”能动性的关注，“他者的表述”被漠视，人类行动和特定象征过程(文化)的关系没有被充分表达出来。在对政治经济学派的这些局限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在实践、行动等时代社会理论的“催化”下，以关注“文化”、强调“他者”在历史建构中的能动性为主旨的“历史人类学”的又一新理论流派——文化学派逐现雏形。
文化学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萨林斯、桑格瑞、奥特纳、罗萨多、大贯惠美子、卡马罗夫夫妇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尽管他们的研究视角有别，但研究旨趣趋近。其一，专注在静态文化结构模式中融入动态的历史变化因素，为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与“历史”、“文化”与“历史”等基本矛盾的解决提供新的视角。其二，侧重对政治经济学派忽视文化的状况进行批判，意在揭示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他者”的能动性，即揭示处于文化、历史、权力、实践(行动)等互相交织的网络之中、处于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的“他者”，本身也具有能动作用——借助自身文化的力量，在吸纳并转换世界体系的同时，建构了自己的历史。总之，文化学派不仅关注“他者”的历史，而且关注他者是如何运用自己特殊的文化手段来建构历史。在他们看来，“客观”历史并不存在，历史是“他者”文化的一种建构。文化与历史是互相界定的：历史是多重的，由文化来建构；而理解文化，离不开历史的视野。
作为人类学“历史化”后期发展中的集中体现，文化学派使文化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到人类学研究课题中来，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他者—文化(结构)—历史”进行了新的解读，为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与“历史”、“文化”与“历史”等基本矛盾问题的解决续写了新的“篇章”，解构了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代表了历史人类学发展大潮中的主流走向。
三、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历史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开拓，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很多与历史“复交”、力图实现民族志撰写“历史化”的实验民族志作品。与之前的传统民族志相较，这类实验作品在很多方面展示出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取材范围日渐广泛，不仅重视口述材料，而且关注为传统民族志所一贯忽视的档案文献以及一些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民间”史料。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多关注历史上的文化及其变迁，突破了传统民族志以当代文化为主的束缚，大大扩展了民族志文化撰写的空间——文化接触史、地方政治经济史、生活史、物质文化史、仪式变迁等都被纳入了此类作品的研究范围。其三，在研究所采用的具体策略和表现手法上，日渐综合和丰富。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小地方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相联系，将深描、文本分析、历史编纂、长时段研究、口述史技术等多种策略和手法溶于一炉，等等。这些变化，对材料来源单纯(以孤立地点的田野调查材料为主)、研究内容狭窄(以共时静态文化为主)、表现手法单一(以结构功能分析为主)的传统民族志而言，是根本性的突破。另外，与史学方法相比，也有很多新异之处——它们强调文化的含义，突出跨文化的比较性，注重过去与现在相联系，关注“局内人”对过去事件的理解。
民族志与历史结合，不仅仅是取材、内容、研究策略等操作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到了更为深层次的认识论问题——人类学如何认识看待“他者”和“他者”历史的问题。从空间上来看，民族志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突破了立足于静止封闭孤立地点的传统民族志的限制，不仅显示了“他者”有历史，而且显示了“他者”的历史还影响着世界的历史，“他者”与世界政治经济是一体的，即“他者”与西方具有“空间上的一体性”。从时间上来看，民族志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挖掘研究对象的历史意识、标定民族志田野工作中实际发生的历史时刻，纠正了传统民族志造成的“异时代”问题，展示了“他者”与西方具有“时间上的一体性”。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民族志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凸显着“他者”与西方正在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具有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解构的深层意蕴，这种由方法论上的发展更新所带来的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对西方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历史人类学是在西方史学，尤其是美国民族史学的影响下，把历史学的一些概念、观点、方法和视角重新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课题中来，与当代人类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交融在一起，产生了新的研究主题，汇聚出了新的理论流派，引发了研究方法上的根本性变革，为人类学、历史学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与“历史”、“结构”与“事件”等基本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解构了隐藏于西方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人类学的历史化，“已经成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变革，也标志着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8-8-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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