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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Identity 一词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在另一方面，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 也被称为“认同”。实际上，Identity 的这两种含义是密切相关的，确切地说，它的基本含义是指一种“同一性”，即某种事物原本固有的特质、本质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承认“特质”、“本质”并非固定不变的东西，那么所谓“认同”就与寻求和确认特质、本质的途径、方法、过程相关联。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不同人群在社会之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简单地说，我们要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
就确认人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而言，在理论上大体上有民族（nation）、族群（ethnicity）、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语言（language）等依据或尺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自然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意识形态、殖民和殖民地、文化和亚文化、通俗艺术等等复杂的领域，加之研究者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到他们如何看待上述复杂的问题。很明显的是，当代文化研究对身份和认同问题的关注，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而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确实也是文化研究意图的一个指向，正如英国学者库珀（Adam Kupper）在《文化：人类学的说明》（Culture: 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里所说：“文化身份与文化政治学密不可分。”
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一文中的看法，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按这种定义，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蔽的历史”。对“文化身份”的第二种理解更加强调“真正的现在”（与“真正的过去”相比）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这种看法实际上强调的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而“过去”始终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定位“真正的现在”。
有关身份和认同最有争议的重要问题确实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与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等）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今天，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例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提出，“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则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详细研究过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所起的作用。霍尔认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可见，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流离，挑战和解构本质论、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潮。
在身份和认同方面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我们”、“主体”）与“他”（“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问题。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作为叙述者的“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的“他”）密切相关。在后现代的语境里，关注“我”与“他”的问题，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进行讨论的，如男人与女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黑人与白人等等，因此，身份与认同问题成了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等关注的焦点。一些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者通过追溯“我”与“他”的关系，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来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通过批判去颠覆和解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既定的理论、陈规与偏见，例如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芭芭（Homi Bhabha）、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女性主义”理论。在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中，经常成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的是“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说，这类批判始终是围绕着“权力”与“话语”这样一个中心展开的。
文化研究领域中对身份与认同问题的关注，与20世纪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社会方面的一些重大变化有关系。其一，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长期对垒，以及一些地区持续不断的宗教矛盾和武装冲突，造成了一些民族和人群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移居，其中一些人是由于各种原因被强制的，而另一些人则是自我选择了流动和移居。其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市场日益扩大，加剧了人口从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动和移居，也加剧了世界人口跨越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流动和移居，以及各种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流动。其三，各种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知识分子选择的自我放逐与迁徙，使他们集中到环境相对自由和宽松的某些世界性大都市之中，如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等。所有这些跨越疆界、国家、民族、地区的流动、移居、放逐和迁徙，形成了20世纪以来全球性的“散居”（Diaspora）现象，并且带来了空前突出的文化身份问题与文化“认同危机”，从而也使文化身份和认同问题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成为聚集了众多矛盾、论争和复杂性的问题领域。这些方面的理论发展，始终伴随着总体的社会演变过程，并且为研究提供了各种进行描述的词语和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
（原载《文化研究关键词》，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文章来源：文化表征 2007-11-02 11: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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