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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王秉中（1921— ），又名王金受，男，昆山县陈墓人。年轻时跟一个道士学习二胡、笛子等乐器，又自学丝弦宣卷，与弟弟王育忠一起宣卷，活动在周庄、张浦、茜墩一带。1947年后，与王育忠、徐士英、徐士雄、许素珍（贞）、姚炳生、郑天仙等人合作演出丝弦宣卷。他吸收苏滩、沪剧、越剧的曲调用于丝弦宣卷，逐渐演变为“什锦书”。说唱的宝卷有《红楼镜》、《双玉镯》、《文武香球》，什锦书有《啼笑姻缘》、《秋海棠》等。
⑺郑天霖（1921— ），男，吴江同里镇人。开始自学木鱼宣卷，二十岁左右组班演出，与汪昌贤组“贤霖社”，演出丝弦宣卷。这个班子还有陈锦修、范伯生、袁宝庭、许雪英等人。全班人乘一条小船，游弋在昆山、吴县、吴江和浙江嘉善一带演出。1950年后，演唱过《九件衣》、《白毛女》等新编宝卷。他的妹妹郑天仙也唱过宝卷，后改唱什锦书。
⑻袁宝庭（1923— ），男，吴江县同里镇人。1932年投师许维钧，学木鱼宣卷。满师后又学唱丝弦宣卷，与汪昌贤、郑天霖、顾茂丰等合作组班演出。1950年后转业到许多地方的越剧团从事音乐工作。1961年回吴江县说唱什锦书。1962年转业到商业部门。
⑼金文胤（1926— ），男，小名金阿大，19岁时跟甪直镇朱荷生学宣卷，同学的有黄文俊、夏仰禹、沈荷生、邢悦来等人。学成后组“旷乐社文明宣卷”班，在吴县的甪直、车坊、胜浦、唯亭和昆山西部一带唱宣卷。他又跟老艺人张是吾学苏滩，跟沪剧老艺人王阿根学沪剧，将宣卷化妆演出，组成了吴县东部和昆山西部著名的“金阿大班子”。1950年后停演，1964-1965年又演出。1980年后他参加了胜浦文艺宣传队。
上述“小传”中，传主和同时代宣卷艺人共出现 43人：其中许维钧、顾计人、许素贞（珍）、许雪英、吴茂（卯）生、闵培传、徐筱龙、徐银桥、戴留金、顾茂丰、汪昌贤、姚炳生12人，见于上述“同里宣卷流派和班社传承表”，可见同里宣卷在苏州宣卷中的地位；另有陈良宾、王顺泉、查桂生、朱兆坤、朱梅琳、吴锦如、范晨钟、姚振华、姜秀英、徐士英、费文忠、张茂圹、张士贵、蒋六千、王守飞、张右昌、张亭良、孙国贤、生病阿大、孙金龙、张小金、王桂生、王秉中（又名王金受）、王育忠一、徐士英、徐士雄、郑天霖、郑天仙、陈锦修、范伯生、金文胤等31人。这43位民间宣卷艺人，都是民国年间人，是研究民国年间苏州宣卷发展的十分珍贵的材料；｛1｝ 他们在1950年后都受到冲击，曾改业其他工作。但是，上文介绍的苏州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1960年前后采集的宝卷手抄本民国年间的抄写者名单中，却没有他们的名字。｛2｝
四、苏州宣卷和宝卷发掘问题的建议
现在，一些地区的民间宣卷（念卷）和宝卷，已经被列入（如甘肃的“河西宝卷”）或正在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宝卷不仅被国内外研究者所重视，也被列入相关地区文化管理部门的抢救和发掘工作。基于对上述苏州宣卷和同里宣卷、宣卷人和宝卷的调查，笔者谈一点看法。
中国宝卷形成和发展至今近八百余年，经历过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和地区特色的民间说唱形式。因此，当代各地遗存的民间宣卷和宝卷，作为某一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首先要认真考察它们在本地区发展的历史和保留的传统作品。以此来检讨同里文化服务中心做的工作，是比较扎实的。该中心编制的“同里宣卷流派和班社传承表”，整理出了该地区影响较大的四个宣卷流派和它们的四代传人共70余位宣卷艺人。这是笔者所见唯一的一份记录地域民间宣卷艺人传承的详细资料。但该中心所发掘出的传统宝卷仅二十余部，则远不能反映出该地区近现代流传民间宝卷的数量。据该镇文化服务中心朱颖浩先生介绍，1960年前后，苏州市文化部门曾从该镇有关人员处“借阅”宝卷二百余种，这批宝卷下落不明。据笔者多年调查的经验，吴方言区一个宣卷班子为民众“做会宣卷”，最少须持有五六十种宝卷，才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的做会需求。该地袁宝庭、吴卯生两位老宣卷先生同意这种说法。目前该地区领班宣卷的艺人19人，加上仍在世的老宣卷艺人，据此可以推测目前该地区民间留存宝卷的大致情况。对此应给予关注。
对于苏州宣卷和宝卷的发掘抢救工作，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重视前人搜集、整理的成果，作为发掘抢救工作的基础。从笔者编著《中国宝卷总目》过程中对吴方言区民间宣卷和宝卷留存情况的了解，苏州市文化局戏剧研究室1960年前后征集的苏州民间宝卷，以及80年代对苏州宣卷音乐做的广泛调查，都说明目前苏州宣卷和宝卷的抢救工作尚有很大的空间。如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编委会对同里宣卷的调查，该地流传的宝卷有89种。｛1｝ 由于调查的目的重在音乐的搜集，他们没有采集这些宝卷文本。目前全面发掘抢救出这些宝卷文本也不难。尽管二十年过去了，由于民间宝卷的文化价值越来越被重视，已很少再有人为的破坏，有可能发掘出更多的宝卷来。同时，上个世纪50年代后，大量苏州地区的民间宝卷被分散收藏于国内各地，可根据各种线索做调查、搜集和鉴别（有些不是苏州地区的）。那些宝卷文本，现在大部分可能在苏州地区已经征集不到了。
其次，当代民间宣卷艺人口述历史十分珍贵，但有局限。研究民间宣卷和其他民间演唱文艺的历史发展时，采访当代民间艺人口头传承的资料（口述历史），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十分珍贵和必要。但也要清楚，民间艺人的口传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大量的民间艺人没有传人，而现存民间艺人只对师门的历史有了解，会有意无意地回避其他门派的情况。比如，顾颉刚《苏州近代的乐歌》中提到的苏州市“始倡文明宣卷”的艺人曹少堂，起码在30年代前期，他的“文明宣卷”在当时曾有很大的影响。但在笔者所见介绍现代苏州宣卷发展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这位宣卷艺人。笔者在苏州调查时，另见到吴县郭巷镇已故宣卷先生陈伯源在清末或民初手抄的《南瓜宝卷》（已故袁震先生1985年自陈伯源的孙子陈阿多处采集到）。他也同上文提到的苏州地区道光至民国年间近百名抄卷人（他们大部分同时是宣卷人）一样，均未见于当代口述的记录。因此，建议除了对现存民间宣卷艺人进行普查、为他们建立艺术档案外，也要组织地方文史界加强各种形式的书面文献的发掘。
第三，苏州宣卷和宝卷的历史发展是一个系统，是属于一个民俗文化圈中的民间宣卷和宝卷。尽管苏州下属各县（市）的民间宣卷，会形成小区域的特色，但不可能离开大的地区传统。因此，苏州地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整体；小区域的特点，说明了它的丰富性。目前，苏州下属几个县市分别“申遗”，这样做不利于苏州宣卷和宝卷的整体发掘、保护和研究。个别地区为了“争先”，也会出现一些胡编乱造的做法。比如，主要流传于张家港南部和相邻的常熟、江阴地区的“做会讲经”，被找了一个历史地名命名做“河阳宝卷”；整理者为了夸饰“河阳宝卷是敦煌变文的发展”，不仅胡编了在该地宣卷有“压坐（押座）文”、“解座文”的说法，同时提出：东汉末年，佛教传入河阳山（按，今称凤凰山）地区，永庆寺（按，该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的和尚“利用了本土民众喜欢的山歌形式进行唱导”，后来“又把经文通俗化，进行俗讲”，“大约到了宋代，这种俗讲更加通俗化……即河阳宝卷”；“五十年代，河阳山永庆寺的藏经楼与文昌阁藏有各个时代的宝卷上万册”等｛2｝。这些关于“河阳宝卷”来源、形成以及永庆寺收藏宝卷上万册的说法，没有任何文献和实证的依据。在首批公布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甘肃省的“河西宝卷”。河西宝卷的流传地区，沿甘肃河西走廊，从东面的武威市各县起，西北到张掖、酒泉乃至被沙漠戈壁包围的敦煌市，绵延千余公里。各地没有自立“山头”，而是认真发掘整理当地民间传抄的宝卷，以“河西宝卷”通名整体申报。由于内容丰富，一次获批准。这对于吴方言区民间宣卷和宝卷的发掘、整理，也有参考意义。
第四，苏州地区和各地现存的民间传统宝卷文本（包括当代的传抄本）数量很大，笔者所见各地公开和内部编印的多种民间宝卷“整理”本，它们存在的问题：一是整理者“整理”过多，其中多系整理者认为民间宝卷抄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必须自己动手“改编加工”，个别则是整理者为了某种目的乱编乱改而做伪；二是误收了某些不是民间宝卷的文本，比如民间流传的“宣讲”（善书）和清及近现代民间教团人士编制的宗教宣传品。笔者在《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1｝文中曾提出：“宝卷文献的整理、出版，是一项严肃的科学性极强的工作。鉴于宝卷的文献特征及其研究价值，笔者认为应以精选善本、汇编影印为宜；因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的不同，也宜分别编集。”现在重申这一建议。民间宝卷已不可能再作为通俗文学读物而广泛流通，它们存在的某些“问题”，如苏州和其他地区民间宝卷的方言用词语和民间惯用错别字系统等等，都是值得做专门研究的课题，一般整理者没有能力把握这类问题。“精选善本、汇编影印”，一方面可以降低印刷成本，为后代保留下更多的真实的民间文献，也可以杜绝各种乱编乱改，贻误后人。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文中涉及的图表、公式、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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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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