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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游戏的演化。
赫伊津哈把游戏的起源追溯到动物世界，肯定了游戏的生物学根源：“在种系发生上，鸟类远离人类，却与人类共有如此之多的游戏特征，这实在是令人惊叹。鸟鹬以舞姿竞技，乌鸦以飞行比赛，园丁鸟装饰鸟巢，燕雀吟唱优美的旋律。由此可见，作为娱乐的竞争和展示并不是起源于文化，而是走在文化之前的。”（67页）
然而，他有别于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游戏的人》全书突出的主题是：游戏首先是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不是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主张的那种刺激－反应现象。
他指出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以游戏的形式出现，文化从发轫之日起就是在游戏中展开的……通过游戏的形式，社会表达它对生活与世界的解释。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游戏转变成了文化，而是说文化在滥觞期就具有游戏的性质，文化在游戏的形态和情绪中展开。在游戏和文化的孪生体中，游戏是第一位的。游戏客观上是可以指认，可以具体界定的，与此相反，文化仅仅是我们靠历史判断给具体的事物附加的术语。（66页） 。
他欣赏并引用康德的游戏概念：“幻想的游戏”（the play of immagination）、“思想的游戏”（the play of ideas）和“宇宙观念的全部的辩证游戏”（the whole dialectical play of cosmological ideas）。（57页）
他把游戏比喻为推进文明的酵母：“游戏因素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极其活跃，而且它还产生了许多基本的社会生活形式。上文已经显示，这一点不难证明。游戏性质的竞赛精神，作为一种社会冲动，比文化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且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就像真正的酵母一样。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诗歌在游戏中诞生，以游戏为营养；音乐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表现在宗教竞争的语词和形式之中。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全都建立在游戏模式之上。因此，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论断：初始阶段的文明是游戏的文明。文明不像婴儿出自于母母体，它在文明之中诞生，它就是游戏，且决不会离开游戏。”（198页）
他这样解析法律里的游戏成分：“法律和游戏活跃的联系，尤其是在古代文化中活跃的联系，可以从3个观点来考察。诉讼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靠运气的游戏、一种竞赛、一种舌战。”（99页）
他揭开神话、诗歌和游戏的三重关系：“我们首先尝试来揭开神话、诗歌和游戏的三重关系。无论神话流传到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形式，神话始终是诗歌。神话借助意象和幻想，它诉说万物起源的故事，它们是古人设想的原始时代发生的事情。神话的意义可能是极其深奥、极其神圣的。它能够成功表达的关系，可能是智能的方式决不可能描述清楚的。在文明那个神话－诗歌阶段，神话的神圣性和神秘性是十分自然的，古人接受神话是绝对虔诚的，虽然如此，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神话是否一直是完全严肃的。我想我们满有把握地说，诗歌有多么严肃，神话就有多么严肃。像一切不受逻辑判断和有意识判断束缚的东西一样，神话和诗歌都在游戏的领域里活动。这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比较低下的领域，因为游戏色彩浓重的神话可能会翱翔到洞见的高度，也就是理性达不到的高度。”（151页）
他指出诗歌和游戏的契合：“诗歌与游戏的契合不仅是外在的契合；在创造性幻想的结构中，两者的契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诗性用语的转向、母题的展开、情绪的表达里，总是有一种游戏元素在发挥作用。在神话或抒情诗里，在戏剧或史诗里，在远古传说或现代小说里，作者有意无意的目的都是要造成一种紧张的情绪，使读者着迷，使之欲罢不能。潜隐在一切创造性写作之下的，是一种人的境遇或情绪，是足以把紧张情绪传递给他人的意境。好在这样的情景并不多，这正是两者契合的关键所在。宽泛地说，这样的情景或者产生于冲突，或者产生于爱情，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155页）
他指出诗歌和谜语的关系：“我们可以断言，谜语起初是神圣的游戏”（133页）“作为一种竞争形式，古代诗歌和古代谜语难以在表面上加以区别。谜语产生智慧，诗歌产生美感。两者都受一套游戏规则的支配，这一套规则限定了思想和象征的范围；两者都有一个预设：圈子里的人要懂得所用的语言。两者的有效性仅仅有赖于各自符合规则的程度。”（156页）
他用游戏概念解释希腊悲剧和戏剧的起源：“悲剧和喜剧都发端于游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雅典戏剧产生于酒神节上的狂欢庆典。稍后，希腊喜剧才成为有意识的文学活动，即使发展到那个阶段，到了阿里斯托芬那个时代，希腊喜剧依然保留许多酒神节狂欢的痕迹。在幕间休息的表演中，合唱队分为两排，交替进退，面向观众，随意挑选出一些观众嘲笑奚落。演出的服装状如男性阳具，合唱队戴着动物面具，这些东西都是远古遗存的特性。”（167页）
他指出严肃性和游戏性的此消彼涨，文明越发达，严肃性越是增加，游戏性越是减少：“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复杂多样，越来越层层叠压，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技术在组织上越来越精致。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文化土壤在重重叠叠的重压下越来越难以呼吸，思想和知识体系、教义、规章制度、道德和常规习俗都失去了和游戏的联系。于是我们说，文明变严肃了；它只给游戏指派一个次要的位置。英雄时代一去而不复返，竞赛的阶段似乎就犹如过眼烟云、明日黄花了。（95－96页）
赫伊津哈悲叹游戏成分的衰减。我们要善于同情地理解他发出哀鸣的历史背景：（1）机械化使人成为“残缺不全”的人，人异化成了非人性的技术－资本大机器上的螺丝钉；（2）休闲时代尚未到来；（3）战争阴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他说：“18世纪以来，文化里的游戏成分一直在衰减，18世纪是游戏姹紫嫣红的时代。今日之文明再不玩游戏，即使在表面上玩游戏的地方，那也是虚假的游戏，我几乎想说，文明正在玩虚假的游戏。”（233页）
他对即将来临的大战忧心忡忡：“国际法体制不再受到承认，不再被当作文化和文明生活的基础来遵守。一旦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事实上否定了国际法的约束性质，无论实际上否定还是理论上否定，并且宣称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是其政治行为的惟一标准，那么，不仅古老游戏精神的最后遗存会荡然无存，而且任何文明的主张也会消失殆尽。到那时，社会就会堕落到野蛮的底层，原始的暴力又将死灰复燃了……由此得出的推论是：一旦游戏精神丧失，文明就会难以为继。”（122页）
他又警告：“作为一种文化功能的争战，总是要预设一些限制性规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争战的游戏性质。只有战争双方把战争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只有双方承认彼此是平等的对手，而且彼此享有平等的权利时，我们才能够说，战争是一种文化功能。换言之，战争的游戏概念有赖于它的游戏性质。一旦战争超越了平等对手的范围，一旦不承认对手是人，因而剥夺了对方的人权时，一旦对手被当作野蛮人、魔鬼、异教徒、异端和‘无法无天的野兽’时候，战争的性质就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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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传播学论坛 2007-12-1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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