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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文化价值取向的心态
1990年12月在日本东京以庆祝费孝通八十寿辰的名义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费孝通以“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为题，发表了重要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费先生提出了一个建立人类心态秩序的问题。“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样式进入了共同生活，怎样能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费孝通，1993-09：218）。强调人类迫切需要一个共同认可和理解的价值体系，才能继续共同生存下去。1992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首届“潘光旦纪念讲座”上发表的“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认为人类“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逐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费孝通，1993-09：218）。以此来强调人类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在剧变的社会中如何共生的问题。费先生常常提到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正是建立人类生态秩序的体验吗？
关于价值取向的研究，对于人类学而言，一直是把其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来看待。文化的其他要素实际上都是围绕价值取向来展开的，探讨文化的变迁，重要的是价值取向的变动。
关于价值取向的研究，费先生在30~40年代的著论中已有体现。如《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在这里虽说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但在文中都渗透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他关于社会结合的诸多理论探讨都是以价值取向作为重要的手段予以剖析。如差序格局理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在这里费先生抓住了儒学的观念和乡民社会价值取向的结合点。“我们儒学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费孝通1985-06：25~27)。
1947年，费孝通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为题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对文化价值观发表了如下重要的观点：
“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个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在孔庙的大成殿前有一个匾写着‘中和位育’。潘光旦先生就用这儒家的中心思想的‘位育’两个字翻译英文的adaptation。意思是指人和自然的相互迁就以达到生活的目的。)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应当作这样看法。当然在任何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是出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基础上，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这些价值观念的效用也存在一日。但是在任何文化中也必然有一些机制观念是用来位育暂时性的处境，处境有变，这些价值观念也会失去效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3-09：95）。
“中和位育”几个字代表了儒家的精髓。费先生提出的心态秩序的问题，又进一步强调“位育论”的问题。用费先生的解释就是“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随其生。这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个心态秩序”（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3-09：207）。
看来在伦敦的演讲中，费先生已经开始强调人类文化中价值观念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费先生现所提出的心态层次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在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能够在不同文化之间互相调节，认可接收的价值体系。
在人类学的研究历程中强调文化间的个性一直是其固有的传统。人类学家在研究不同民族时发现：生活在同一社会或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在观念态度及性格上常会表现出若干共同的特征，而使他们有别于其他社会或文化中的人。研究者普遍发现，文化内的差异性要比文化间的差异性小得多，不同的文化也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F. R. Kluckhohn)和斯特贝克(F. L. Strodibeck)在《价值取向的变异》一书对价值取向有独到的论述。他们把价值取向界定为复杂但有限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在评价的过程中，由于以下三个可以区分的要素即认知的，感情的与导向的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评价的过程使得人类能够确定解决问题的想法和行动（R.klu ckhohn and F.）。
他们认为，人类的五个基本问题是：(1)人类的本性是什么。 (2)人与自然的关系。 (3)时间取向的本质。 (4)人类活动的形式。 (5)人际关系的形式。
每个问题都有三个可共选择的答案。克拉克洪指出，每个都有一套受文化陶冶的价值取向体系。费先生的心态论的提出，就是要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中找出共同的，相互认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建立共同的心态秩序。
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静态的文化差异上，特别是面对站在世纪之末的舞台上的人类匆匆构筑能够通用的理念和价值的实态，提出了心态秩序的问题。这一心态层面的问题，笔者看来，含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寻求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背后人类文化和心理的一致性的东西；第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求理解、互补、共生的逻辑。在此多元的基础上寻出文化的一体，以此来求得心态秩序的建立。
总之，在费先生的“三态”论中，他完全站在一个人类整体的视角来看待他所接触到的问题。他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人类系统，技术系统，自然系统之间的共生关系。人文生态的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失衡的问题，而具有一种广义的社会文化概念，农牧矛盾导致的生态失衡也正是一个人文生态失衡的问题。事实已经说明，如果人类自身内部这一大的人文生态系统失衡，就会直接作用于技术系统和人类所赖以依托的自然系统。因此，人类系统内部不能循得诸要素间共生的标准来维持系统内部的平衡，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失衡，而维持这一平衡的关键就是建立人类的新的心态秩序，进而达到诸系统间的协调统一——“三态”统一。这正是费先生的人类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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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2006-11-13 10:10:4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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