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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型的“会”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以经济利益，互惠互利，相互扶助的方式建立的社会结合的方式的“会”不论在北方和南方都较盛行。
作为农民而言，大部分是贫农，日常生活贫困，如无借贷，也很难生存。因此具有协同的相互扶助的金融组织也就随之而生。在华北农村社会，有所谓的合会和钱会。这种钱会在农村中非常普遍，参加“会”的人，多为亲族朋友，由会首负责，现看一“会”的契约：（注：刘景汉《定县社会调查》北平大学出版社、P743—744、1933年。）
立会规人XXX，今托亲朋请拔会一道，会友共X名。每年按X月X次，开拔底印大洋X 元，上拔下使，一使二保，无保不许使会。大印不到，保人垫出。小印不到，不许开拔，小印须交会人手。每日出席洋X元X角X分。写号时有错不办，抽大洋X元X角X分。本会主如有外欠，不许拔兑
恐口无凭，立会规为证。
会首XXX使底印X元X角X分正
保人XXX押
这一组织常常是由于某人需要经济上的援助而发起组成的，参加的会员被认为是对组织者的帮助，亲戚为首选。在江村，此种金融关系是以互助会（注）的形式体现出来。 据费孝通先生的调查，通常组织这种互助会的目的是为办婚事筹集资金，为偿还办丧事所欠的债务，会员的人数8—14人不等，在村落里， 保持密切关系的亲属圈子有时较小，因此会员可能扩展至亲戚的亲戚或朋友，这些人不是凭社会义务召集而来的，而必须靠互利互惠。尽管如此，这种互助会的核心总是亲属关系体（注：费孝通著 戴可景译《江村经济》P188—19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在Klup调查的广东凤凰村，也有此种互助会的组织，一般也是某人需要经济上的援助时，首先找和自己最亲的人，且邀和自己同样有迫切需要的人加入自己的“会”。其根本目的是互助性的，且友情、亲缘关系很深，由于家族主义的集团特点，这里的互助会呈现出非常亲和的态度（注：Klup,D.H,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of Familism, P250- 258,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University.）。
在费孝通先生调查的禄村，贝宗是当地的钱会，由需要整宗款子的约10人，每年收入两次，每次依着顺序，有一人收集其他10人所付的款。而这里的钱会在会成员的构成，形成了与江村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的互助会的不同形式，即加入＠①会的，却以朋友及乡党为最多，姻戚次之，宗亲则很少（注：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P179—181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关于钱会的年限，据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第二年第一一期（1933年），5年以上的江苏省占51.7％，浙江省为75.9％，全国为42.7％。又据乔启明研究，在江苏省江宁县，所调查的三个村的农家 26.7％加入钱会。（注：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93年。）
因此，在以农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中，一切的社会变动都是缓慢的，但社会秩序又相对的安定，乡闾爱护的观念，家族观念又强，对人信任度又很高，可以说钱会或互助会也正是适应这一特点而产生的。它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发挥着极为特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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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2006-11-13 10:17:1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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