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普森的夫人多萝西在作于2000年8月的中译本序言里写道，汤普森在剑桥读本科时攻读的是历史，但是他首要的爱好恐怕还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和戏剧。屈维廉强调，希腊神话中主管历史的女神克莱奥也是一位缪斯。社会兴趣和历史兴趣如果不为文学兴趣所补充、滋养，它们将变得何等苍白。汤普森的第一部著作《威廉·莫理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就是文学与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他晚期撰写论诗人威廉·布莱克的系列文章时笔端仍常常带有感情，在关于价值的领域他不屑于保持沉默。不论属于哪一种牌号的“经济人”（汤普森特别指出“革命经济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里的“经济人”有一脉相承的成分），他都要鸣鼓讨伐。有感于当代（西方）主流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分抽象化（也是一种语言的退化）和敏感性的枯竭，汤普森深深为布莱克、莫里斯等文学家的想像力和热情所吸引。

　　《共有的习惯》中文史互证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中译本中涉及文学的部分读来却有点费解。小说《呼啸山庄》被译为《伍瑟琳高地》；约翰逊博士常被史家视为18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英国的象征，故有“约翰逊时代”之说，可是他的名字成了“琼森”；讽刺诗人蒲伯被误解为“教皇”。这些硬伤也许反映了我们的世界（或国别）历史专业对文学的成功排斥。本书第六章“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讨论的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不同的时间观以及新的时间观如何催生工业劳动纪律。在这篇出色的文章里我们读到绝妙的引文：“狄更斯认为托马斯·格拉德格林德的象征是‘致命的统计的时钟’”，“它以一种敲击棺材盖的节拍计量着每一秒钟”。假如译者和读者都知道这位“格拉德格林德”就是《艰难时世》（全增嘏译）里那位整天唠叨着“事实”、只认数字不认人的葛擂硬先生，那不是更好吗？[19]这一章以华兹华斯1805年版《序曲》第5卷的几行诗句收尾，但是诗中几个关键词的译法让读者感到引文不知所云，如第一行的“全体教员”的原文是“faculties”，应指心智能力，最后一行的“引擎”（engines）则改为“刑具”较妥。《序曲》的中译本（丁宏为译）在1999年出版，所据的是1850年版，但还是能就上述两词的正确理解对《共有的习惯》的译者提供借鉴和帮助。面对极端实用功利的时间观和教育观，诗人华兹华斯、小说家狄更斯和历史学家汤普森不禁惕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呼吁，僵死的备考计划和填鸭式的知识灌输无助于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培养，无助于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成长。

　　既然说到青少年教育，让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本书的主题，投向一个长期以来未受重视的领域：习惯。我们将无数的精力用于检查言辞是否标准，姿态是否正确，而对我们的行为和选择的背后的价值支撑，对今日中国人有什么习惯，却无意探究，听之任之。培根在《论说文集》第39篇（《论习惯与教育》）写道，人的行为是随着平日的习惯的，不管做什么事情，尽管条件具备，而且又有言语的担保，若无习惯的增援，都不可靠：“除了迷信，习惯之凌驾一切是处处可见的。其势力之强，使得人们于自白、抗辩、允诺、夸张之后，依然一仍旧贯地下去，好像他们是无生命的偶像，和由习惯的轮子来转动着的机械似的，这种情形真使人惊讶。”培根接着说，知道习惯实在是人生主宰，就应求得良好习惯：“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习惯，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做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早年就起始的习惯。”（水天同译文）

　　什么是我们不成文的共有的习惯？这是我读了汤普森后想问的。

参考文献：

[1]马寅初，《马寅初演讲集》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25：79。
[2]屈维廉，《英格兰社会史》第3版，伦敦，1946：408。
[3]光绪二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译员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一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威尔士王子外出时雇用街上的马车，车夫敲竹杠，引起不快，最终王储让步。见该书中作者光绪三年八月十二日日记。
[4]详见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伦敦，1978。要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左翼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这部著作极有帮助。
[5]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56。
[6]“道德经济学”还没有简明扼要的定义。汤普森本人对这一词的解说是较为令人满意的：“存在于各社会集团间、各人之间的一组交换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对交换双方的福利和价值观的考虑，优先于其他诸如这一方或另一方的得益的考虑。”
[7]《简明英国经济史：从远古至1750年》，剑桥，1949：299。
[8]蒋孟引，《英国史》，社科出版社，1988：340。
[9]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商务印书馆，1972：94-115。
[10]世界文库《伯克全集》（第6卷），伦敦，1907：1-32。
[11]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有的国家仍遵循这一原则：凡是我得大利的贸易都是公平的，而你得小利的贸易也有倾销的嫌疑。你想得到“市场经济地位”吗？那我得看看对我是否有利。
[12]《乌有乡消息》，商务印书馆，1997：316，348-349。
[13]《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31-42。该文第一句就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定论。”
[14]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965-968。
[15][17]《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4章，第5章，96。
[16]夫马进著，伍跃等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
[18]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1792）和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都未提及这一现象，或许是两位作者的社会背景所致。
[19]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出版社，2002）第五章对《艰难时世》的分析今日读来仍极富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