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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说，“在民间乐师评价音乐、区别雅俗的价值观念上，有无谱本的传统，几乎可以成为同一地区中的一个乐种与另一个乐种借以区别的标准之一，成为一个乐社与另一个乐社之间借以表示师承渊源孰深孰厚的标准致意。由此亦可观察到，具有高度历史感的中国民间乐师，对具有几代师祖传承的乐谱视如家珍，奉为圭臬，在其心理上占有的分量，不可不谓重矣!以它的存无，值矩度绳，作为褒贬、评价某一乐种、某一乐社的标准，几乎到了超出谱本本身之外的地步。在这种评价尺度中可以看到。谱本所负载的传统含量，在民间乐师心理上的强烈文化功能和历史象征意义”。同时，“我们常常以一个民族有无文字、以及这个民族的文字蕴含着怎样的联属逻辑、表达出怎样的抽象概念、创造出怎样的诗情画意，来评定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发展程度和文化品格。同样，对于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我们亦可以用这个民族是否创造出她自己的记谱方式，以及这种记谱方式中符号抽象的完善程度和其表示的理论体系来衡量这个民族的音乐历史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把音乐文化现象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过程来看，这一点无疑是衡量音乐思维发展程度的标尺之一。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汉民族是世界上不多的几个、在自己的音乐文化体系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记谱方式的民族之一。从符号学的观点讲，这种符号体系的系统化和完善化，确实代表了这个民族音乐文化的成熟。再进一步讲，在乐谱的普及程度中，这个民族中的一分子对这种乐谱的谙熟程度，常常就反映了、代表了该民族的音乐文化素质，而这一点，在普通中国民间乐师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地展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才会出现一些不合常理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新音乐工作者出于好心，十分热情地帮助许多民间艺人学习简谱。但时隔几十年，大部分民间乐师又都回复到原有的谱式中。‘山外人’的这份一厢情愿，到底带给‘山里人’多少好处?‘山外人’引进、浇灌的、不溶于血的水，遇到‘山里人’耕耘的肥沃土地，几乎全部付诸东流”!
这样的思考同样会出现在我们对于民问无形文化资产的生存环境的维护和对于文化本身的保护措施之中。学者们来到各自的“工作坊”，学者和被调查对象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学者会受到对象的熏陶、感染，变得对工作坊以及工作对象有感情了，这是从“本我”向“客我”的转变；另一方面，学者们的观念也会给予工作对象一定意义上的指导和影响，逐渐按照学者的思考，赋予了无形文化以新的内容和含义，甚至会让民间自然状态下的文化遗产发生某些世俗化的倾向，这又是“客我”正在向“本我”的变化。这样，便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使用一些人为的方式，打破民间文化遗产逐渐消逝的境况，将之转变为能适应时下工业化、商业化的大环境，让文化遗产的发展融入到当地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去。如此，我们就不会担心有朝一日我们所关心的文化遗产会从面前消失，尽管它本身也发生了变异，但剥去其世俗的外壳，我们还是能清晰地辨别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否则，我们就只好牺牲当地的发展，让当地民众停留在相对滞后的生活状况中，以此来阻止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的传统文化的丧失。前者的负面影响在于，结果会出现发展了的“此文化遗产”已经在内容、形式及意义上逐渐远离了原生状态下的“彼文化遗产”，唯一补救的方法是，在适当的地方(往往是在城市中)建立一个“仿原生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使得原本鲜活的地方文化处于静止的状态，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博物馆式的保存方法已经表明了“历史遗产”本身的死亡。后者的局限性更容易看出，我们总是不能因为要保护遗产而限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阻止当地人进入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以牺牲当地人发展为代价来换取文化遗产的生存，这样的举动无异于“螳臂当车”，毕竟发展是社会定势。
当然，“音乐观念”和“音乐传授方式”会影响记谱法的变化。可是，对于那些民间泛宗教化的、以仪式为核心的音乐，民众普遍的“音乐观念”是虔诚的、神圣的，因为处于宗教仪式范畴中的音乐，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音乐本身的意旨，由“纯艺术”向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仪式艺术”转变。池州傩戏被当地人赋予了很多原本傩戏艺术所不具备的因素：通灵、神圣，进而消灾、祈福。所以，在民间调研中，傩戏会的“领导者”并不是担心民众参与傩戏会的观念，而是有一天，傩戏从当地人的面前突然消失，使得乡民失去精神载体。故而，现在的乡民对于傩戏，有的是发自内心的“神圣的自豪”。
工尺谱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种重要的记录音乐方式，它的乐学含义由于其本身对于音乐传承的直接作用而得以彰显。而在池州铺庄，经过祖先传承下来的工尺谱已经被当地人赋予了神圣性，它的历史的、宗教信仰的、文化的意义超越了其音乐内涵，多数乡民并不在意“遗失其音乐(演唱和传承曲调)意义”。所以，当夜的傩戏演出结束后，那块“神圣的破纸”也随着香烛、香纸一起，化为一团祭祀的火焰，升腾而去……于“我者”，缺失了一个研究当地傩戏艺术文化的实证；于铺庄人，它的消逝，恰恰满足了“虔诚的乡民”的神圣信念。基本的原则是，“我者”须遵守、尊敬当地人的禁忌与神圣。
本文试图引入地方性知识对于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的现场意义。故而，本文的地方性知识存在两种意旨。首先，将地方性知识理解为一种理论范式，可以引领民族音乐研究的深入；其次，从民族音乐的实地考察过程来看，地方性知识又是一定场域中的文化系统，对于该场域中民族音乐的探究具有参照的作用。
每一种学术方法论具有一定的时空阈限，后继者对于前人的学科理论的运用可以是富有个性的再创新，研习并善于发现某种方法理论的新价值，尤其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特定价值，或许较之理论本身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引入地方性知识理念，便在于其对于民族音乐中实地考察的重要支撑作用，其元理论意义自有理论家们去言语。
(原载《音乐研究》 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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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金月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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