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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的回顾，说明一个事实：即木卡姆研究组织松散，经费一直没有得到落实。造成这种原因有二个，一是自治区领导重视，基层并不重视；二是由于自治区经费十分困难，全年财政收入只有180亿，每年要中央转移支付520亿，也就是说，自治区财政每化一元钱要从中央要0.65元。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事业单位只能保吃饭，木卡姆研究经费当然无法保证了。这是造成木卡姆研究滞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制定今后的木卡姆工作中，不应该把重点再放到重新记录出版方面，而是要认真梳理已取得的音乐资料，深入研究已出版的木卡姆的音乐形态以及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目前已出版的木卡姆中，除喀什木卡姆（即《十二木卡姆》）由自治区财政支付外，其余三部木卡姆，即《哈密木卡姆》，《多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全是由地方财政支出。我们应该珍惜这来自不易的支持，应该最大限度尊重和支持地方同志来积极投入到木卡姆的研究工作中，特别要珍惜那些维吾尔族的音乐工作者。他们为收集整理木卡姆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可能有经验的不足，但他们应该是今后木卡姆研究的主力军。
从“申报书”中列举的木卡姆研究的专家学者名单来看，大多已退休和即将退休，年轻的学者寥寥无几，远远不能满足木卡姆研究的需要。因此，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因素，积极培养人才，特别是维吾尔族人才，是木卡姆研究的首要问题。
仅靠新疆艺术研究所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仅靠新疆木卡姆研究会的力量也是不够的，应该向全国乃至向海外招聘人员，与国外学者建立合作机制，共同研究，才能真正揭示维吾尔木卡姆乃至伊斯兰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木卡姆文化现象之真谛。
田联韬先生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和。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但观点却是十分相同。1982年成立木卡姆研究室时，我就主张在音乐学的基础上，学习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民族史等学科著作，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木卡姆与伊斯兰世界木卡姆文化的关系。经过多年的研究，初步梳理了维吾尔木卡姆发展历史的脉络，初步揭示了丝绸之路上东西音乐交流与维吾尔木卡姆的关系。
为了弄清木卡姆的文化历史面貌，我主编了中国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为了弄清新疆历史文物与木卡姆之关系，我主编了中国新疆古代艺术丛书；为了弄清新疆民俗文化与木卡姆之关系，我又去拍摄大型纪录片等等，虽竭尽全力，仍不敢说修得正果。
在我已出版的十七部著作中，只有三部涉猎了木卡姆，即《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丝绸之路宗教文化》[8]，但我很清楚，仅依靠个人之能力，显然无法全面阐述中国维吾尔木卡姆与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的木卡姆的文化关系。
在二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我一直是孤军作战，深感疲惫。每每为木卡姆研究室的命运而担心，每每为木卡姆研究会的工作而疚心，每每为木卡姆“风声大、雨点小” 无人真正重视而痛心。每每想到木卡姆研究学者阿不都许库尔?默罕默德?伊明，艾买提江，王秉琏，邵光琛，刘志宵，吾提库尔，努尔买买提等相继而去，英年早逝，就觉得木卡姆研究如负重山，责任重大，而又深感无能为力，但我从来没有停止对木卡姆的研究。木卡姆的申报成功更加激起我的思索。21世纪木卡姆的研究工作有许多要做，初步构思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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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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