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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品类不同
虽然中日两国的目连故事和目连文化，均从经文开始，然后逐步向故事、说唱、戏剧等不同艺术形式演化，最后构成多种艺术品类的文化，但双方演化的轨迹不同，所形成的艺术品类也不相同。
中国于西晋武帝年间(265-290)由名僧月氏三藏竺法护将印度《佛说盂兰盆经》译成汉文，这是印度目连经传入中国之始。译文仅八百字，故事十分简单，言目连之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包骨头。目连往饷其母，食化为火炭，仍不得食。目连哭告佛祖释迦牟尼。乃遵佛祖所嘱，于阴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具饭百味五果著盂兰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凭借众僧的威力，终于解救其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后将此法推广至一切佛弟子，年年七月十五日，为作“盂兰盆 ”，施佛施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与此经同本异译的还有东晋无名氏的《佛说报恩奉盆经》，又名《极像功德经》，约三百字。此外，尚有《净土盂兰盆经》(见《开元释教录》卷十八《疑惑再详录》)，言十六国王闻佛说目连救母脱苦之事，各造种种宝盆以盛饮食献佛及僧事。
南朝梁大同四年 (538)，梁武帝萧衍在京都国泰寺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盂兰盆会。接着敕令编撰《经律异相》故事，凡669则，其中有《目连使阿耆河水涨化作宝桥度佛》、《目连为母造盆》、《目连劝弟施并示报处》、《目连伏菩萨慢》、《目连以神力降化梵志》、《目连化诸鬼神自说先恶》、《目连现二神足力降二龙王》、《目连迁无热池现金翅鸟》、《目连三观事不中其心皆实》、《目连心实事虚》、《目乾连蕴》、《舍利弗目连角观神力》等目连救母故事12则。这些故事是在广泛吸收印度佛教及民间各种有关目连传记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其故事情节，较之原来的经文已有了一定的发展。此为目连经文体演化为目连文学故事体之始。
至唐代，佛教大兴，盂兰盆会盛行，目连救母故事与儒、释、道文化长期融化之后，已广泛深入人心。其时佛教寺庙中为了吸引信徒而盛行俗讲，将佛经中的经文故事化，采用讲唱结合的形式(即变文)，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用韵文，往往“转相鼓扇扶树，愚夫治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9](P198)其中《佛说盂兰盆经》是被改编的主要经文之一，出现了诸如《目连缘起》、《目连变文》、《四兽因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较之原先的经文和佛教故事，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诸方面均有了很大的拓展，其中尤其是《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全卷洋洋二万余言，把佛、道二教的各种诡异传闻和民间有关天堂地狱的种种神异传说，编织成人生善恶分归的两个世界，不仅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且产生改恶从善的心理，增强作品的深度。其中还第一次出现目连俗名“罗卜”，又曰“辅相”，母曰“青提”以及青提因悭贪积聚罪孽深重而下狱的情节，说明目连故事已进一步中国化，目连文化已逐渐铸成中土文化的组成部分。
降至北宋太宗年间(976-997) ，经过二百多年讲唱流传的目连变文，已流播全国，深受听众欢迎。但不为正宗佛教徒所重视，被视为世俗娱乐，同时招致士大夫和执政者们的歧视，至真宗间 (998-1020)便命令禁止讲唱变文。但正如郑振铎所记：“目连变文虽然在庙宇里是被扑灭了，但却在瓦子里以其它的种种方式重苏了；且产生了许多更为歧异的伟大的新文体出来。”[9](P252)此后，目连变文分别向说唱和戏剧两种文体继续衍化发展。在说唱方面，有宝卷(宣卷)、话本及子弟书等，其中宝卷自宋代延续至清代不断，现存有《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郑振铎藏本)、(口口口口目连宝卷)、《目连救母升天记》(以上李世瑜藏本)、《目连宝卷》(胡士莹藏杭州玛瑙寺经房刊本)、《目连卷全集》(赵景深藏本)、《目连三世宝筏》、《目连救世主母三世得道全本》、《目连救母宝卷》(清刊本)等 10种。话本，仅存《佛说目连救母经》，为南宋作品，现存日本京都金光寺(详前)。子弟书，仅记《僧尼会》一种，收入《子弟书丛钞》(下)。在戏剧文本方面，宋代有宋杂剧《目连救母》(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著录)；金代有院本《打青提》(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录)；元代有杂剧《行孝道目连救母》(明无名氏《录鬼簿续编》著录)、《僧尼共会》(清·姚燮《乐府考证》著录)；明代有传奇《新编目连救母劝善记》(郑之珍作，有明刊本)，青阳腔《尼姑下山》(《词林一枝》载本)，滚调《尼姑下山》(《玉谷调簧》载本)，杂剧《僧尼共犯》(远山堂剧品著录)，队戏《目连救母》(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宫调)著录)；清代有传奇《劝善金科》(张照著，有乾隆刊本)，地方戏及昆、京之属有婺剧《僧尼会》、《哑背疯》，调腔《救母记》、《男吊》、《女吊》、《调无常》，汉调《目连卷》(抄本，藏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山东梆子《目连僧出家》(抄本，藏山东省艺术研究所)，昆剧《恩凡》(有《缀白裘》本)，京剧《双小山》(有钮骠梭注本)、《目连救母》、《滑油山》、《戏目连》、《定计化缘》、《游六殿》、《雷打十恶》(以上《戏考》载目)。
总之，中国的目连故事和目连文化的体裁品类演化如下图：
日本的目连故事和目连文化在体裁品类演变上和中国有着不同的轨迹。日本约在七世纪中叶的飞鸟时代才有了从中国传去的《盂兰盆经》，当时只有在寺庙内念诵 (详前)。此后，随着盂兰盆会进入内廷和影响民间，目连救母故事便开始在朝野间流传。有人据经文改编成故事，从而诞生出故事体《目连救母》，现存的这类故事，大多被收集在《三宝绘词》、《三国传记》等佛教故事中。其中大部分按经文原貌编写，被称作是“属中国流传系统的目连故事”。[8] (P169-172)但也有一些是结合日本民间流传的故事改编的，自然就成了日本流传系统的目连故事了，如成书于1257年的《私聚百因缘集》就属这一类。据考，此故事集对日本的目连文化影响很大，其中关于目连其母的罪孽，自本书问世以来就被描写成“悭贪”，后来无论哪种故事版本，均沿袭这一罪名；又如目连母子在地狱初次相会时，其母必定是被铁棒所击，棒击后的姿态与世间的形象不同，很难辨认，所以总有一个请求使其返回世间形象的场面，至今尚在日本流传的两种被称作“冲嘎嘞”的目连救母故事，就一直按这样的传统延续下来的。[8](P16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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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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