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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多年前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及其随后在学术界掀起的“到民间去”的思潮，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和组成部分，一直使民俗学者引以为自豪。众多的新文化运动先驱如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间，周作人还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如今在民俗学界之外，上述辉煌的历史已少有人提及乃至知晓，今天并不景气的中国民俗学的昔日光彩已被人忘却。为什么会如此？该如何评述这段历史？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洪长泰先生出版了《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一书（下称洪书），第一次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讨论和推广”（中文版自序）。1993年此书中译本出版，中国民俗学界为之一震。赵世瑜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出身又治民俗的学者，其新著《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亦深受洪书的影响。虽然作者说洪书“显然是讲民间文学史，而非民俗学史”（P13），而他的书将其范围扩大到了民俗学，但从此书思想史的切入角度，到1918—1937年的时段划定，皆不出洪书的基本思路，当然这种时段的限定也有其学术发展的内在因由。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中国民俗学者，其对中国学术传统的熟悉与其对民俗学界众多“英雄”人物的思想史述评，依然使该书超越以往中国学者叙述式的民俗学史，得以从宏观的社会文化思潮的角度把握本世纪初期的这场令人耳目一新的“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达到了作者“在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解释”（P14）的目标。
赵世瑜在该书中还特别探讨了中国民俗学早期发展中多学科参与的特点：很多人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介入了民俗学，有的人提倡民俗学却并非为研究和发展民俗学，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最后又转回到自己的领域。他认为这“是特殊的学术背景、学科本身的性质等等因素决定的，尽管对学科的整体发展带来一些局限，但总的来说，还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的”（自序）。在整个第三章中，他详细评述了诸多民俗学“英雄”，如顾颉刚、周作人、黄石、江绍原、张清水等，梳理了他们走入民俗领域的个人思想源流与研究思路。在此，作为一种探讨中国民俗学学科史、思想史的著作，我想，作者在揭示这一现象的同时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众多的先驱人物在涉足了这门有新的研究对象、新的方法的学科之后，没有为之牢牢吸引住，没有能留下做终生的耕耘？事实上，面对中国民俗学界的现状，正视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初的这场“眼光向下的革命”是出于知识分子了解下层民众、改造中国文化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种时代趋势之下，歌谣的征集一呼百应，民俗学一时成为显学。但正如书中引民俗学者赵卫邦所言，“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还是不充分的。主要缺点是，那些民俗学研究工作的创始者们没有一个人充分熟悉民俗学这门科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P149）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受过完整的民俗学训练。五四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出于民族兴亡的压力选择民俗学，希望它能成为一种救亡的科学的。
从这样的出发点，民俗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了搜集国民心态的资料、了解国民心声的学科。当时大多数的民俗学者都是国学根底极厚的人，其治学的方法亦依然是治传统国学的考据、溯源、比较，然后再用些新理论进行解释，似乎民俗学带给学术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种新鲜的、下层民众的材料。当时学者田野调查的目的似乎只在于采风，在于搜集新材料，“在现在的时候，稍微知道一点学问的人都觉得学问上的一尊的见解应该打破，但至今还没有打破。所以然之故，只因打破一尊的话单是一句空语，实际上加入的新材料并不多，造不起一般人的新见解，所以旧见解还是占势力。加入的新材料何以不多，只因大家没有提起亲身搜集材料的兴致，翻来覆去总是这一点；……”（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出于科学的态度，五四学者都很强调搜集材料的科学性，要求全面、严格的记录。虽然有大量的征集，亲身的搜集对当时的学者还是困难的，他们的这些工作往往是在家乡、在亲人间进行的。就拿中国民俗学史上惟一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妙峰山的进香考察来看，顾颉刚就“没有更多地通过交谈的形式对香客进行调查，甚至抄‘会启’时都觉得有极大压力。‘要不是受了压抑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一定是羞怯得写不下了。”（P225）这种知识分子的清高，若再加上经费的困难（妙峰山考察只有50元经费），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庞大的民俗学材料几乎不可能，学术研究的根基便极不稳固。
还不仅如此。出于搜集材料的态度，本来在田野中鲜活存在的生活样态，被最终固定、提炼为文本，民众真实生活中混乱、庞杂但充满野性与生命力的东西不见了，只剩下与传统学术研究相同的对象：文本。然后再在书斋中进行纯文本的考据、溯源与比较。这样的文本，其意义终归不如经典的文本。就是这样，民俗学研究的惟一特质被归结为一种新的材料对象，方法却依然是纯文本的。这新的材料对象，不仅搜集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其背后也有着民族救亡的动因。那些惯于在传统的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些棘手的材料。
今天看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使它的学科意义不仅是对象上的，亦是方法上的。其对象上的独特性在于，它研究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这个 “民众”不仅限于下层老百姓，而是扩大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扩大到了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模式化传统。而其所采取的文本分析与田野作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则使它根本区别于文学、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事实上，我以为，真正成功的民俗学研究是在文本分析与田野作业不断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是在书斋中发现文本的问题，然后在田野中采集鲜活的文本，以一种民俗学训练培养的素养和研究者的敏锐，去感受文本在田野中的活态的存在，在文本与田野的交流中解决问题，并最终在整个田野的背景中，得到文本的全面阐释——其实田野才是文本得以传承的根本源泉。
在作者的评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各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学术兴趣，涉足民俗学的学者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搜集了许多今日已消失的民俗材料。但由于并没有一种清晰的学科特质的观念，民俗学最终没能展示出它特有的学术魅力，吸引住众人持久的目光。
民俗学的魅力何在？面对今日中国民俗学依然是一门发展不完善、不成熟的学科现状，这是每一个民俗学研究者都必须直面的。
（《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赵世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1月第1版／32开／316页／定价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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