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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稿完成后还有几句话向读者交代。书名“西藏民间信仰”，既是一个地域概念，又是一个民族概念。也就是说，笔者以西藏主体民族—藏族为核心，重点论述了藏族民间信仰的源流，既然是藏族，也就涉及到我国除西藏以外的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的藏族，将藏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论民间信仰的源流。但是这还不能代表笔者对“西藏民间信仰”的理解，对于生活在藏族环抱中的门巴族和珞巴族的民间信仰，与藏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门巴族和珞巴族既操藏语，又实践着藏族的风俗习尚，因此，一些藏族业已消失的民间信仰，在被大山阻隔的喜马拉雅山区保留下来，笔者也就没有理由将门巴族和珞巴族的民间信仰弃置不论；笔者另一种考虑是尽量将西藏乃至青藏高原的文化进行整体阅读，用系统的眼光观照西藏民间信仰，这是作者的追求，也是未来西藏文化研究的必由之路。因此，在论述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民间信仰时，也就兼及到了西藏的门巴族和珞巴族的民间信仰。将西藏文化的大传统与地方知识进行系统分层考察，从而力争接近实际和科学地对西藏民间信仰作出符合老百姓的描述和解释，向广大读者展示西藏民间信仰的现代精神与当代生存状况。
这本著作在特殊时期杀青，非笔者能够想到。在全民抗击“非典”（Sars病毒）的日子里，笔者于2003年4月17日从北京回到武汉，原计划办完护照，回老家看看身患癌症的父亲，于2003年5月初返回北京。想不到形势发展这么快，北京发出了警戒令，禁止一切在外的学生返校，学校是回不去了，可是在武汉的家——华中师大又是一个重灾区。在人人抗拒SARS、人人又好像传染非典的生存危机和情感危机双重压力下，常常因熟识或陌生人的电话盘问，把从疫区回来的我搅得心烦意乱，就是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在人人敌视冷漠的情况下，笔者每天关在房子里郁闷而又幸福地完成了这部书稿。
面对眼前的书稿，思绪飞腾，不能自制。可以说它的写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记得是1986年离开华中师范大学到西藏农牧学院（现合并为西藏大学）工作起，笔者就开始搜集有关西藏民间信仰资料。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个白天冒风顶雪穿梭于藏族村寨，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与藏族老乡同榻而卧，不知道有多少次被凶猛的藏獒追击得惊魂动魄。每每忆起乡下调查的日子，心潮涌动，那桃花、那杜鹃、那雪山、那草地，那澄明透洁的湖泊、那如诗如画的景致，那奔流不息的尼洋曲伴我走过3000多个不眠之夜。那份磨砺、那份感激、那股生命的激情与畅想，激励着步履蹒跚的我。八年的西藏岁月，给予我的不仅仅是温馨，还有莫名的惆怅。记得到西藏农牧学院的第一天黄昏，被大山阻隔的夕阳，映照着斑斑驳驳的草地，孤单的我面对家乡，长跪不起，大哭一场，那份酣畅、那份淋漓，托付着游子对家乡父母的深深想念。一个20出头的我、一个连火车都没有坐过的我、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我，第一次就来到传说中的地方，无限的希望、无限的感慨纠结在纯而又纯的心里，是害怕？是彷徨？是忧伤？种种情感扑面而来，撞击着还未成熟的农村娃子，几乎要将我击倒。自此以后，我常常一个人在清冷的夜晚，聆听高原的涛声、观赏高原上空的繁星，任凭寒风吹佛，雨雪浇淋，内心不时涌起莫名的惆怅。然而，又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回到书桌旁，匍匐在台灯下，沉浸于田野资料的整理和写作的时候，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寂寞的寒夜与我为伍，旷野的高原与我为伴，明亮的月光和点点繁星照耀着我神游在知识的殿堂。
就是在幸福与痛楚、欢畅与寂落交相辉映的时光，在雪域高原无数个日日夜夜，笔者陆陆续续地搜集到上百万字的田野资料，大海捞针式地完成了几十篇关于西藏民间信仰的文字，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自然也就有慢慢将西藏民间信仰进行系统梳理的想法，然而，回到武汉，新的工作岗位要适应、新的人、新的事你得去弄明白，成天忙于教学、疲于应付，一个又一个的电等你去充，这些占去我几乎全部的时间，因而，计划一拖再拖，不得不束之高搁。幸好2001年以后的一段岁月，利用在北京师范大学访学和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的机会，让笔者能够更多地接触北京和来自藏区的一些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笔者才将零零散散的时间进行规划，挑灯夜战地将十几年对西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理论思考诉诸文字，出现今天摆在读者面前的著作。
这本书的写作虽说由笔者一人完成，但是，书稿背后发生许许多多的故事至今难以忘怀，无数个师长和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从1982年到现在，20多年来刘守华老师对我的成长关怀备致。虽说在他那里完成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但是自己的愚笨，总是拿不出令人满意的成果来回报恩师，这颗愧疚的心一直伴随着我。跟刘魁立老师做博士研究生是去年的事，但是，对他的了解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了。当时如痴如迷地抄录和阅读他那具有宏阔视野和绵密思辩的著作，其震撼力至今犹存，这些鞭辟入里的文字为我的民俗学学习奠定了基础。1987年有幸在世界屋脊的拉萨见到刘魁立老师，他的和善、他的儒雅、他的睿智，使我即刻萌生出要做先生学生的念头。这个愿望终于在2002年实现了。然而彷徨也就接踵而来，如何做一个称职的学生，只有努力、努力，再无别的办法。做钟敬文先生的学生虽然只有一年的访学生涯，这期间先生病魔缠身，但是，先生仍然就如何做人和做好民俗学的研究等问题给予笔者谆谆教导，至今回想在先生病床边的日子，仍然历历在目。藏学家和民俗学家廖东凡先生对笔者充满希望和期待，每次到他家请教西藏民间信仰问题，他总是热情解答，此时也是我最轻松、最有口福的时候，先生总是留我在家美美地吃上一顿湖南菜，至今仍回味无穷！从西藏来华师工作，著名美学家邱紫华教授无时无刻不在指导我的学问和为人。可以说，笔者的每一次进步，每一点成绩的取得与他们的爱护和帮助分不开，在此，笔者将终生感念、永生受用无穷！
本书的部分内容与刘铁梁教授、董晓萍教授、陈建宪教授和黄永林教授以不同的方式交换过意见，得到了他们中肯的指导和热情无私的帮助。在北师大求学的师兄施爱东和师弟李列、刘汉杰、漆凌云，还有我的王丹师妹等，常常为本书贡献自己的智慧，他们不断提醒和催促让我不敢懈怠，这些都是我能按原计划杀青书稿的重要保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本书的写作经历了西藏、武汉和北京甜蜜和辛酸的日子，尤其在寒暑难耐的武汉，每天在禁闭书房的琢磨和折腾，只有当儿子林诗尧放学回家才是我最幸福的时光。他做完繁重的课业，来到我身边晃悠一圈，不时地指指点点，给寂静的书房增添了无比的温馨和快乐。所有这些，用苍白的语言是难以表达笔者心中的千思万结，唯一的只有奋勇前行！！！
2003年5月6日凌晨2点
文章来源：林继富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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