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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王莽重视的第五代传人师丹与师氏学传人——班伯、班固
据《汉书·后苍传》载，(匡)衡授琅邪师丹。下面对师丹及其再传弟子作进一步考察。《汉书·师丹传》载：“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也。治《诗》，事匡衡……成帝末年，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丹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遂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师丹虽然没有主动和王莽联系，因“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发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夺其玺绶，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废共皇庙。诸造议泠褒、段犹等皆徙合浦，复免高昌侯宏为庶人。征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月余薨，谥日节侯。子业嗣，王莽败乃绝”。师丹受封前曾依礼抗傅太后、丁太后僭越礼制，其本意并不想讨好结交王莽和王政君，但客观上却起到了维护王莽一门尊贵的作用，故师丹在王莽时期颇受重视，也促进了《齐诗》的发展。笔者发现很多经学专著没有提到师丹的弟子及再传。然朱彝尊《经义考》云：“匡衡弟子：大司空琅邪师丹公仲，高密太傅琅邪伏理舴君，詹事颍川满昌君都，侍中光禄大夫扶风班伯。”指出班伯习《齐诗》。从离西汉更近的《汉书》和其他文献来看，班伯确习《齐诗》，但班伯不是匡衡的弟子，而是师丹的传人。《汉书·叙传上》云：“(班)伯少受《诗》于师丹……”故陈乔枞遗说考把班伯列入师丹门下。王著列匡衡弟子三人：匡伯、师丹、满昌。但当时无“匡伯”其人，可见《经义考》和王著的“匡伯”说是有问题的。
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因班伯是班固的从祖，班固传家学，他也应是习《齐诗》的。《后汉书·班彪传附子固传》载：“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既然“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其习家学《齐诗》当亦属必然。最为有力的证据，是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的记载：“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班固之从祖伯，少受诗于师丹，诵说有法，故班固世传家学。”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转引了陈乔枞的这段议论，并对陈的说法给予了肯定。从陈乔枞、王先谦的论证来看，《汉书》多用齐诗，可证班固亦习齐诗。洪湛侯《诗经学史》也认为班伯传班固《齐诗》，因为这是其家学。
王承略认为：“三家《诗》的地位在西汉并没有高低之别。这一长达二百年的学术平衡，随着王莽政权的建立而被打破。治《齐诗》者选择了与王莽政权的合作，使本派臻于极盛，但由此成为东汉王朝重建以后的弃儿。”笔者同意王先生的主要观点，但认为《齐诗》在东汉重建后，不是像“弃儿”很快被抛弃，而是逐渐衰落。至于班固在《汉书》中很少提到他和班伯是师门传人的原因，笔者认为，东汉建立后，因师氏学和前代王莽朝联系较多，多谈这点在政治上对班家不利。另外，班固祖父得罪了王莽，“班氏不显莽朝，亦不罹咎”，已与王莽划清界限。故他在《汉书》中不愿提到。从《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的评价来看，班固不再守家传之学，而这是《齐诗》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标志。
(九)见证《齐诗》由盛至衰的经学世家——第五代传人伏理与伏氏学传人
《齐诗》传授系统中有争议的，就是伏氏学有无再传弟子、有哪些人的问题。从《汉书·后苍传》可知，匡衡授伏理等，由是《齐诗》有伏氏学，但未列其弟子姓名。刘著、孙著的传授表主要是依据以上记载，也没列出伏理的弟子，王著以“匡伯”替代伏理，前已析其误。伏理开创了东汉时《齐诗》有名的伏氏学，应有传人。范著、焦著各列1人；朱彝尊《经义考》列4人，“治齐诗……大司徒不其侯琅邪伏湛惠公，光禄勋伏黯稚文，司空三老伏恭叔齐，侍中屯骑校尉伏无忌”；万斯同《儒林宗派》列东汉具有师承关系的5人：伏湛、伏黯、伏恭、伏晨、伏无忌；毕著列4人。以上文献都只有人名表而无考证，难以分清他们的传授关系，下面来进一步考察。
1 世传《齐诗》的伏理、伏湛、伏晨、伏无忌一派。《后汉书·伏湛传》记载详细：“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别自名学。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伏湛把《齐诗》等传给后人，世代为高官：“(伏湛)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初，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竟，故东州号为‘伏不斗’。”
首先，从家族史看，伏理以授《齐诗》出名，其子伏湛所传“父业”当为《齐诗》，何况他“以父任为博士弟子”。其后人颇有名者如伏晨，“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伏无忌学术最显，“亦传家学，博物多识”，在恒帝时写成《伏侯注》，可见伏晨、伏无忌是《齐诗》传授者。其次，从文献看，万斯同《儒林宗派》、陈乔枞遗说考也把伏黯、伏湛、伏隆、伏恭、伏晨、伏无忌列入伏氏学弟子，其中伏黯、伏恭属伏氏学的另一个支派(下面还要谈到)。该派仅有的专著《伏侯注》不完全是《齐诗》学著作，伏无忌所传家学的特点是“博物多识”，东汉中后期伏氏学逐渐发生了变化，刘跃进在谈到伏氏学的兴衰时也认为“伏氏家族开始由经学转向史学”。传《齐诗》最盛的伏氏家族尚且如此，《齐诗》在东汉逐渐衰亡则实属必然了。
2 有专著授徒的伏黯、伏恭一派。伏氏学从伏理的子辈开始，分为两个支派，除了伏湛、伏晨这一支外，另一支是伏黯、伏恭，这一派传人著有《齐诗》专著，有自己的特点，惜已不可考。伏恭被立为博士，王国维专著也作了考证。《后汉书·儒林传下·伏恭传》载：“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旬，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伏恭也很有作为，“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帝临辟雍，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湛弟黯”，伏黯是伏湛弟，伏恭本来是“湛之兄子也”，可见他们都是伏理的后人。
伏黯、伏恭不仅习《齐诗》，而且都有重要著作，特别是伏恭，因“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当时很多今文经流派传到东汉都有“章句繁多”的问题，释经一句往往数万言，极大地束缚了《齐诗》等经学的传授。这种风气应对伏黯一派有一定影响。伏恭省减浮言虚词而成简明读本，以利于门徒接受。他对《齐诗》有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伏湛“教授数百人”的盛况已不再出现，《齐诗》在不断衰落。总之，正如当时民谣所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伏氏是经学世家，从伏理以授《齐诗》成名、授予成帝并开创伏氏学之后，伏氏家族就以传《齐诗》而世居高位。伏湛与伏隆又是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亦深受宠信，政治上的优势又促进了伏家对《齐诗》的传授。伏家在东汉地位一直很显赫，也使得《齐诗》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尽管以伏氏学为主的《齐诗》同时在逐渐走向衰落。
以上是笔者对《齐诗》主要在西汉、王莽朝的传授关系所作的考察。东汉及曹魏时期的传授较难辨清，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除伏氏家族外，师丹和满昌师徒与王莽政权靠得太近，重建以后的东汉王朝对《齐诗》不重视，满昌和师丹这两派也就后继乏人。《毛诗》在东汉被为官学，习《诗经》者主要学其他三家，习《齐诗》的人越来越少。其二，《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南朝宋人，其著《后汉书》在陈寿《三国志》之后，帝都数次迁徙，典籍散亡。范哗只能说明学者所习何书，至于师承传授则难以详明。东汉主要有任末(《后汉书。任末传》卷七九)、景鸾(《后汉书·景鸾传》卷七九)习《齐诗》，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引证。由于上面的原因，本文主要在西汉、王莽朝对《齐诗》的传授作出力求符合史实的考察。
(原载《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注释和图表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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