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通过对相对于传统乡村组织的现代企业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历程的检视，阐述了组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着眼点、理论导向以及研究特征，说明田野参与观察中的“组织”仍处于大文化(诸如族群、国别与区域文化)的内涵之中。本文还涉及企业组织在今日快速的全球化进程中，何以主动地进行文化变迁来应对与适应世界。
　　关键词：组织人类学　人际关系学派　冲突论　作为文化的组织

　　
　　组织是当今社会常见的人群组合形态，事实上，我们已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
　　观察组织的学科出发点和角度各有不同。系统组织理论创始人美国的巴纳德将组织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有意识地协调其活动和力量的系统”。爱桑尼(Amitai Etzioni)认为组织是为达到特定目标而特意建构和再建构的社会单位(或人的群体)。斯科特(W.Richard Scott)认为组织是在具有一定连贯性的基础上，为了实现相对确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集合体，且具有相对固定的边界、规范的秩序、权威等级、沟通系统以及一个能使不同类型的人参与共同工作以达到共同目标的激励机制。韦伯(Max Weber)认为组织连接社会关系，组织与制度的工业社会应对性特征构成了组织的效率、稳定性与系统性。
　　组织现象已构成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诸多意图与方向，诸如管理学和人类学等。人们关注组织现象，研究组织的性质、结构和过程等内容。对组织的认识包括了边界、规范、认同、惯习、目标和系统等关键词。然而，组织当中的文化概念一直不容忽视。从组织研究角度讲，文化是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等的总和，它能引导、激励、约束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而“文化”则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
　　20世纪后半叶，战后恢复经济的趋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针对大产业生产效率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管理学、工业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学者都进人工厂企业做理论与应用研究，不同于传统乡村组织的城市企业等现代组织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向导致跨国企业、劳动力成分及分工多元化，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发紧密。然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人们在一起共事，导致了多样性文化交流中的矛盾。针对组织与文化的研究，凸现了人类学的特定贡献，弥补了现代企业与组织管理中的弱点。在变革的背景下，在寻求以新的方式去管理组织的过程中，“文化”概念突显出来。有关组织研究的文献将文化概念的来源归为人类学，其涉及范围从功能主义到平衡论，从文化濡化、涵化的考察，到族群认同与象征主义的理念。
　　将文化的视角引入有关组织的研究，还有方法论上的理由。人类学最为人所知的是其通过参与观察所做的田野工作，然而这仅仅是方法论的一部分。“问题式”的人类学有赖于持续地检验现存的关于社会的概念或理论，以及它们解释田野体验细节的能力。通过带有预设的问卷以及脱离情境的态度表达或者说对文化的“浅描”，都是不能够探究文化的。对文化的更深层次的探究，还需返回到解释的路径上来。
　　组织研究的关注点，包括从现代福特制管理方式，到引入弹性组织的“文化”概念；从作为机器的附属或是流程中预设的序列，到工人们被赋予主动的权利并与管理部门直接交流。组织研究里的“文化”已被看做多样化问题、观念和组织风格。可以说，在文化概念上，管理学和人类学已有所兼容，但对组织文化的内涵仍有不同的理解，这主要是由于研究目标的差异。因此，追溯人类学和管理学同样认同的现代组织文化的早期研究过程是有意义的。
　　
　　一、霍桑实验的内向观察
　　
　　在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上，正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功能理论的某些静态的、理想化的解释性缺陷，才发展出经过改善的功能主义平衡论。笔者(庄)1990年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查阅到，林耀华教授留学期间研究生班的同学的研究论文，都是使用同样的平衡论解释社区过程的，后来有些人转入了对工业社会的进一步研究。其中，阿伦斯博格(Arensberg)和查普勒(Chapple)更进一步发展了工厂企业研究，1941年他们建立了应用人类学协会。
　　人类学家对组织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组织研究的历史肇始于被称为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理论学派以追求员工的效率与生产力为主要研究重点，认为管理者为达成上述目的，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建立生产与作业标准与规范。其代表人物是“管理之父”泰勒(Frederick W.Taylor)。在1927－1932年间，美国伊利诺斯州的西方电器霍桑(Hawthorne)工厂的研究计划，旨在检验这些科学管理的原则。然而，在人类学家的帮助下，随着观察的进展，他们不再相信这些原则。通过发现工厂里的社会组织特征，建立了(在接下来的25年间)主导着组织研究领域的人际关系学派(Human Relation)。
　　霍桑实验是观察改变物理条件对产量的影响。他们发现，那里的女工在一个特殊的、非通常条件下的继电器装配测试屋工作，她们形成了有力而密切的友情团体，不太“惧怕权威”，总是更多地、主动地与主管联系。实验工作的结论是：在影响产量改变方面，心理因素比物理条件更加重要。此外，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友好融洽，说明在调动劳动积极性方面，人际关系比福利和物理条件更为重要。
　　针对工作团体的组织，研究项目引入了人类学的直接观察研究。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学生沃纳(Lloyd Warner)，刚结束澳大利亚的土著研究，即转入“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人类学研究。他的目标是把工厂视为其中任何一个生活方面都与社会系统相互连接的小型社会，并理解非正式组织的功能以及它与工作中正式组织的关系。这实际上表明在工业社会研究中，人类学家继续保持了乡土社会研究的特点并使之延续。人们之间实际的互动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但考察中发现，在工作中也存在非正规的私党圈子——非正式群体。每当工作暂停时，圈内都会有各种自发的组织活动，如博彩、游戏和嬉闹等。这种非正式群体，在某种正式组织和制度中均有自己特定的构成规则和无形的约束(包括情感与认同所控制的群体行为)，这当然影响整个正规组织的运作。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工人们努力保持一个均衡的产量常量，不快也不慢，好像他们有一个保持日产和周产的常量之默契。罗迪斯伯格(Roethisberger)和迪克森(Diekson)认为，工人们因有一个关于恒常产量的共享观念而巩固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将此观念称作“情感”而否认它是理性的和逻辑的。也有研究报告说，工人们担心在经济萧条期工时短或被裁员，害怕若提高了生产率，将会促使管理者制定新的目标，从而降低工资。
　　沃纳的学生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完成了关于技术变迁、工厂生产率的激励系统和社会组织的民族志，以致当时在霍桑电器工厂电话终端交换机房观察室使用过的观察与访谈法，早已成了一个方法经典。
　　人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弱点是他们不能将其置于更宽泛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系统的框架中。怀特(W.F.Whyte)承认，他们将技术和所有关系视为常量而不是变量。特别是在当时工业技术较快变化的时代，新技术和新管理手段引发的冲突和矛盾，使先前用于缓慢得多的乡村社会的功能论和平衡论研究理论与方法均难以应对。
　　从乡土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那一代人类学家们随后发展出其他系统的方法，用来记录在组织空间内外互动和交流的信息流。这些方法用严格的标准实施，有些至今我们还可从中获益。无疑，这属于从乡土社会到城市工业转型研究中不断积累的成就。
　　
　　二、曼彻斯特的参与过程体验
　　
　　因战后企业复兴的需要，由政府科学和企业研究部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资助了曼彻斯特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这时英国的工业社会学业已存在)对5个工厂的考察，旨在探寻“产量法则”及其与非正式群体结构的关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曼彻斯特人类学家将工厂的研究方式改变为整体参与观察，即每人要求花费至少6个月的时间从事全职工厂工作。他们称之为开放式的参与观察。开放的意思是指被调查的工人须知情同意。在先前的霍桑实验里，研究人员的“参与”保持在能够充分地观察研究对象的最小程度(仅仅去听去看他们的互动)，研究者还在观察室里小心翼翼地尽可能不多嘴地观察他们“正常的”行为，观察的确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而在曼彻斯特的工厂研究中，参与意味着全部介入，同时还需要了解怎样去工作，要学会工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概念，去理解他们的看法。这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观察与倾听。随着时间的流逝，工厂中的大量事件和互动过程被记录下来，田野工作者逐渐揭开了工厂的社会过程，弄清了工人组织内部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然而，“参与”意味着尽可能地成为一个局内人，“观察”则承载着另外的意义。这就是说，人类学并不仅仅与产出民族志描述的方法相关联，它也是分析具体社会环境的方式，其焦点是分析情境的冲突与问题，因此对更宽泛的社会组织的理解以及提出理论有所贡献。例如，爱默特(Emmett)和摩根(Morgan)描述了怎样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视角中解除其间的张力。参与观察者通过发现“问题”，开始了人类学的分析。这里没有先在的假设，而是源自人类学家对社会组织的更宽泛的理解和在田野中习得的工人的视角两者间的互动。不同的研究者从曼彻斯特工厂的调查中有多角度发现，这5个工厂都存在非正式组织，尽管与管理者有着不同的关系，但可以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状态。
　　有人从英国的阶级情境分析工人和经理之间关系模式的变化。他们将田野细节与社会理论相关联，得出了曼彻斯特人类学所发展出来的冲突论，而不是先前工人和管理者那种“自发的合作”的人际关系观点。他们没有用工人和资本家之称谓对应，但在不平等的系统内部，二者矛盾和不可预期的联盟关系在系统和系统固有的冲突中持久地保持着。
　　研究者还对女性的“性别分工”加以观察。一个由女工组成的工作群体服从于男性经理，她们的互动可能依据从家庭引入工作情境的“性别角色”，这不同于男性工人和男性经理之间的关系。他们还认为，在性别角色里明确地表达关系，而不是生产系统里的角色，她们接受了更高的权威及不平等权力下的压力环境。这表明研究者对工厂中的性别、阶级和生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感兴趣，但强调“人们把意义带人工作情境里是怎样表达的，这些意义怎样被吸收进工作情境里并整合进生产过程”。曼彻斯特工厂研究从哈佛视工厂为封闭系统的模式中走了出来，他们试图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里对社会情境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