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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来讨论《节庆与革命》能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提供何种的洞见。上面曾提到，新的文化史研究者试图对抗一种阶级分析为主的史学研究，反对将文化现象附属于政治斗争的逻辑。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行动者”的问题设定，他们提出了关于文化与行动者之间种种有趣而复杂的问题。
首先，没有社会冲突是是“文化零度”的情境下进行的，冲突的标的物除了物质的利益以外，也包括了种种的文化表现形式。而这些文化抗议不能只视为政治手段而延伸，在若干情形下，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目标。在社会学中，七○年代以来的资源动员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试图将社会运动的研 究与社会心理学脱勾，重析将集体行动定位为一种针对群体利益的组织动员。这种主流的分析策略并没有认真看待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层面，而将探讨重点摆在实际的利益政治。如此一来，文化就成为了一种残余范畴，研究者也不再重视运动参与者是透过何种的集体感性形式获得团结。另一方面，源自于欧陆的新社会运动理论(Theory of New Social Movement)则是看到了利益政治以外的面向，他们将晚近以来的社会运动定位为一种文化抗议，也就是以建立新的认同为志。在沟通行动理论的影响下，许多研究者(如Claus Offe, Jean Cohen, Klaus Eder)将女性、生态、反战抗议视为一种追求新文化认定的集体企图，他们所要求的是自主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受制官僚体制与资本主义扭曲的文化。在新社会运动理论中，文化的重要性固然获到了重视，但是沟通行动理论的观点却将认同的讨论窄化成为“自主的”／“被殖民的”，而忽略了其他种种的文化表现形式。我们认为，新社会运动理论预设一种过度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tic)观点，不只将言谈共识(consensus)视为集体行动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运动团结性的源头。
因此，无论是资源动员论的利益政治模型，或新社会运动论的沟通行动模型，都无法掌握这一点：透过共有的文化生活，集体的认同与团结才能塑造出来。关于这一点，Ozouf在《节庆与革命》导言中就曾提到，从十八世纪的理性启蒙观点来看，“传统的节庆活动已经成为一种谜”(MO3)。启蒙哲学家认为俗民节庆是迷信的表现，而且在过节时庆祝时，一般民众都行为不检点，社会角色混淆，他们沈溺于赌博、酗酒、斗殴、游手好闲等。离群索居的哲学家不太需要强烈的共同生活，他们自然无法理解，为何社会连系要不断地透过仪式性的节庆而强化。平时的俗民生活是如此，从事集体行动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共同的文化形式是集体行动所不可或缺的要求，而这一点则是过度理性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往往忽略的。
其次，Ozouf深入的分析也指出了文化领域的惯性，无法透过有组织的强制力而加以任意改造。诚如她所指出的，但是革命者的错误在于鸟托邦主义的心态，自我盲目地认为可以透过强制动员与国家介入，来创造自发性的民众信仰。他们过于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可以透过这们方式来改变(MO11)。关于这一点，也能重新让我们思考什么是社会运动的文化。正如很多运动组织者所发现的，要说服群众起身反抗，很难用以一种外来的、陌生的论述来加以灌输。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对于“归诸的意识”(imputed consciousness)之坚持是有其困难的。革命先锋要向工人阶级说明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并且成为他们的信仰，通常会面临极大的抗拒。追根究底，旧文化的强韧生命力是根源于集体生活的社会事实。这个涂尔干的洞见能我们更进一步探讨运动与文化的关连性。因此，成功的运动动员往往不是由于组织者试图割裂旧文化的牵绊，而是有技巧地将“旧酒新装”，将过去的文化元去重新组装，成为一种可以说服群众参与的运动论述。因此，正如Sidney Tarrow针对美国民权运动与波兰团结工联所评论的，“美国的权利[观念]与波兰的天主教已经存在好几个世代，但是没有明显地帮助非裔美国人与波兰工人摆脱他们的压制。正是由于将新的文化元素织入文化毋体之中，才创造了集体行动的框架(frames)”5。因此，新的而且是成功的运动文化并不是“无中生有”(ex nihilo)，而对于旧文化的重新诠释与运用。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社会运动的研究可以更重新其文化的面向，而晚近以来的法国大革命文化史研究则是提供了另一套的构思可能。
注释：
1. Mona Ozouf, 1988,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Francois Furet, 1981,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8.
3. Lynn Hunt,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Co. Ltd), p.15.
4. 引自于Sidney Tarrow, 1994,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
5. ibid., p.134.
(原载《文化研究月报》2004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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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研究月报》2004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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