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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涂尔干学派的定义，节庆(festivals)是一种社会时间的制度性安排，以区隔出日常的生活作息。节庆与日常时间的对立是根源于人类生活的二元性格，一方面是属于神圣的、集体的领域，另一方面则是世俗的、个人的领域。透过节庆的集体活动，所有的参与者唤起了沈睡中的集体连带，重新体验了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认同与投入。节庆本身就带有踰越的性格，它是日常生活的颠倒，在平等所禁止的事反而成为可以做、或是必须做的事。另一方面，节庆也是感性的，除非透过共同的情绪宣泄、饮食享乐与身体经验等外在的感官剌激，一般人很难理解到彼此之间所存在的社会连系。
因此，节庆的双重性格，即踰越日常规则与感性表现，即是与集体行动紧密相连。在此，所谓的集体行动是指一种“由具有共同目的与彼此团结人民所发动的集体挑战，持续地与精英、对手与权威从事互动”4。集体行动要求参与者打破平常的角色认定，从而开始挑战既定的权力关系，因此，它就是一种日常规则的踰越。在这一点上，Ozouf引用了史学家Michelet的著名说法：“革命就是一种节庆”。法国大革命打破了过去森严的等级划分，所有人都获得了政治参与的机会。其次，要说服群众为共同的目的献身，则是需要诉诸于彼此之间的团结感，而这种集体情感的助成则是透过感性文化表现、象徵符号、共同仪式。因此，革命不只是在政治上要推翻旧政权，更是要在文化上建立新的制度。
在《节庆与革命》中，Ozouf一开始就驳斥了传统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法国大革命诠释。Aulard, Taine, Duruy, Jaurès, Cabet等研究者倾向于，将革命节庆视革命者的政治手段。某个节庆的举行常被视为敌对的派系之间的斗争，群众只是动员进来政治领域中，成为政争的工具。她指出，仅管革命者内部斗争严重，但是节庆仍是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共同想法，甚至是一种“集体需要”(MO25)。在这个意义上，节庆是“超越于政党之上的”(MO: ch. 3)另一方面，她也拒绝了保守主义的解释，后者将革命时期的反天主教政策，包括以革命圣人来取代宗教圣人、“至高存在”(the Supreme Being)的崇拜来取代上帝崇拜、革命历法来取代基督教历法等，视为一种过激主义的表现，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相对这种支持宗教的右翼观点，Ozouf反而认为，革命节庆是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初步，因为“透过节庆，新的社会连系成为显著的、永恒的、不可动摇的”(MO9)。换言之，革命行动是起源于旧制度的崩解，而其本身则是指向未来的社会图像，因此，革命时期的广泛节庆动员就是要建立并且强化新的道德秩序。
在《节庆与革命》一书中，Ozouf仔细地分析了节庆形式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的演变。在革命的初期，随著旧政权的倒台，各地民众开始自发性采取一些富有象徵色彩的集体暴力，例如种植代表革命的自由树、穿戴三色帽章(tricolor cockade)、将贵族城堡上的风向鸡移至城镇广场、在教堂中放肆饮酒等(MO37-9)。这些集体行动的重点并不是在于对于人身与财产造成损害，而是在象徵意义上推翻了教士与贵族的统治秩序。节庆式的狂热侵犯了封建主义的禁地，支持革命的群众从事的是一种文化的抗议。
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节庆一开始是群众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后来则是成为革命政权的动员。从1790年之后，新政府举行了一连串的政治节庆活动，以纪念某位革命先烈(如瑞士人Chateauvieux、Simmoneau等)或庆祝某项政治主题(联盟、至高存在等)。针对这些官方的节庆，Ozouf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文化分析。就以1790年9月20日在巴黎Champ-de-Mars 所举行的联盟节庆(the festival of federation)为例，她指出节庆活动特意邀请全国各省的代表到首都来集会。一方面，这种安排强化了新生的跨区域团结，而“旧的破碎法国则是消失了”(MO56)。因此，革命后的法国不再是被种种的封建特权，例如自治城市、行会组织、等级划分等撕裂而零碎化。另一方面，从各省前来参与首都的节庆，就是一种法国领土的朝圣之旅(pilgrimage)，诚如Ozouf所指出的，这即是“巴黎对于外省的洗礼，一种对于同质性法国领土的肯定”(MO57)。换言之，革命节庆是具有高度的象徵意义，而这些意义的传达则是透过实际的感官经验，使得所有参与者留下深刻的印像。事实上，节庆的公开性格也更彰显了革命的敌对者，即是那些拒人于千里之外、躲在阴暗角落、从事反革命密谋(conspiracy)、勾结外国势力的贵族。贵族是在这些共同聚会中是缺席，而他们的不在场则加强了所有出席者的团结感(MO59)。
要了解革命节庆文化意义，Ozouf进一步探讨这些集体行动的美学形式，尤其是涉及了空间与时间素材的运用。在空间方面，革命节庆需要一个公开、户外的空间，这是相对于传统贵族的“封闭的、分开的、孤立的”聚会方式(MO128)。在场地上，革命节庆偏好半圆剧场，因为圆圈代表了民族的团结，可以不断地向外拓展(MO130-1)。革命空间要被具体表明，指出其共同聚集的特性。因此节庆安排者偏好使用钜大的圆柱，以标志出共同空间的范围，而置于中央的祭坛则是代表所有参与者的誓言(MO133)。即使是动态的游行活动中，路线的选择也反映了新政权的观点。在有些节庆中，游行故意安排跨越城市边界的游行，这是代表跨越旧体制的关税限制，反对将城乡分隔开(MO143)。这些讨论指出了这一点：集体行动是透过文化表现的共同体验而强化的，对于空间的集体感觉培养出参与者之间的团结感。
除了分析节庆文化的表现形式，Ozouf进一步处理了官方政策与俗民态度的辩证。从一开始，革命者就知道其统治正当性与天主教的传威相对立的，因此，政权的持续是有赖于成功地推行改宗政策。因此，革命政府废除基督教历法、改行新的革命历法，这就是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时间，并且使得俗民生活能与基督教教义脱勾。然而，Ozouf指出，负责推行新历法的官员在法国各地都面临了民众的抵制。民众对于纪念革命先烈的节日不感兴趣，但是仍旧维持各种圣人节的传统。仅管政府废除了一周七日的星期制，改采十日为一单位的新历法，但是民众仍是在基督教的安息日穿上最体面的衣服，而不是在革命历法第十日(decadi) (MO228-9)。在此，革命官员扮演起启蒙者的角色，他们试图教育民众，要求他们放弃古老的迷信，而改采理性的态度。那些寻常百姓的反对却显示了一点：“历法是一种远比支持它的意识型态更能抗拒改变的制度”(MO231)。换言之，革命政府试图推动一场彻底的文化大革命，主事者认为要根据宗教的影响力，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上完全根除与其有关的时间安排。但是他们所忽略正是，基督教历法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民众并不是因为宗教情操而遵守这套作习规律，而是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制度。到后来，革命政府所动的新历法是随著反革命势上台而消失，而这些热心革命者的最大错误则是在于相信人类的完全可塑性。诚如Ozouf所评论的，“他们所意图的是自发性，但是他们却采取由谨慎与强制混合而成的手段”(MO11)，这也是为何革命政权的文化政策最后宣告失败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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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研究月报》2004第1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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