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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社会学家而言，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主题。历史社会学的大师Barrington Moore, Charles Tilly, Theda Skocpol等人都曾处理过这一段历史，他们所开创的分析方式为了后来的集体行动研究奠定了基础。粗略地来说，这些研究所提出来的历史社会学问题如下：在何种社会条件下，革命行动会产生？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又是受制于何种条件？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占据了社会学的研究核心，也是目前学者对于社会运动的当前社会运动的提问重点，追根究底，“结构—行动者”是其最重要的问提问最能张题设定(problematic)。马克思的著名显这个问题设定的内容：为何人类创造历史，但是却不是其选定的条件下进行？因此，这个问题设定要求研究者进行因果分析，在客观的结构条件与主观的行动者介入之间找寻线索，解释集体行动的起源、发展与结果。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提问是十分重要的，也是符合古典社会学的研究旨趣。然而，除了“结构—行动者”的问题设定以外，仍是有许多的议题可以在集体行动研究中探讨。在此，“文化—行动者”就是一个可以提问的面向，在此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包括：观念、意识、思想的力量如何形塑了集体行动的展现？透过集体行动，人类又如何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而集体行动者的努力又是如何地改造了社会的文化景观？在本文中，我们将要探讨Mona Ozouf的《节庆与法国大革命》1(以下简称MO)文化史的经典研究，来探讨社会运动文化分析的可能性。
2.
在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传统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Albert Soboul, Jean Jaurès, Georges Lefebvre等人的作品。在此，马克思主义是指一种重视经济结构对于政治权力影响的研究方式，其核心的概念就是阶级。研究者探讨基于不同经济利益的布尔乔亚、都市工人、贵族地主、农民等阶级如何在这个革命舞台上进行政治斗争，而革命行动的结果又是如何视阶级联盟与冲突而转变。然而，自从七○年代以后，新一波的史学家开始重视革命与文化的关系，而不再只是从事单面向的阶级分析。Fran?ois Furet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抨击马克主义的分析，将法国大革命简化成为布尔乔亚与封建贵族之间的对抗。事实上，阶级分析无法解释真正的革命起源与后续演变，因为贵族地主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行动者，同样地，反封建贵族的布尔乔亚主张并不是在革命之前就存在的，而是随著革命的激进化才出现的。Furet将阶级分析放在次要的地位，并且要求将文化研究重新放入革命的研究议程之中。对于他而言，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即是“现实权力与象徵表现的辩证”，或者说，“革命就是一种权力的集体共享象徵影像(a collectively shared symbolic image of power)”2。
因此，Furet所代表的新一代的史学家要求将文化分析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他们拒绝了粗糙了的经济／政治、下层结构／上层结构的划分，而将文化或是意识型态视为派生的、次要的或是被动的。革命作为一种极致化的集体行动，固然是以权力为核心的冲突事件，但是文化领域的斗争并不是附属于权力斗争的逻辑之下。政治对抗并不只是利用文化象徵作来为精神的武器，文化象徵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对抗的场域。Lynn Hunt就如此指出，“法国大革命对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贡献很少”，其真正的成就是在于“制度化一种焕然一新的政治文化”，也就是包括了“民族重生的语言、平等与博爱的姿势、共和主义的仪式”等新文化3。
其次，“结构—行动者”问题意识所重视的在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行动者的介入扭转了结构再生产的长期趋势，然而结构本身也为起初行动设下了必然的起点与限制。同样地，在“文化—行动者”的探讨中，我们也是重视其两者的相互作用：文化是起源于人类有意识的行动，但是文化领域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从而驱使行动者采取某种的行动。文化即是关于行动者的意识、观念、甚至是整个生活世界，但是主观的东西并不代表它就是随意的，而缺乏现实性的基础。革命作为一种集体行动者的介入，自然是要与旧文化采取对抗，并且建立一套新的语言与观念。但是文化并不是具有百分之百的可塑性，任由当事者随意安排而听其使唤。因此，如果说某场革命因为种种的结构抗拒而宣告失败，那么我们应该也可以在文化的领域上找到相似的抵抗。
简而言之，新的文化史学者试图对抗马克主义的化约论，反对革命史简化成为阶级斗争的逻辑。Mona Ozouf的革命节庆研究即是这种新文化史的代表作，试图将以往被忽略的文化要素重新纳入集体行动的分析中。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明Ozouf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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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研究月报》2004第1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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