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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3]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小说的产生就是讲故事(他基本上把这看作一种言说形式)的结束，这种结束在欧洲始于15世纪末印刷术的引入。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18世纪初，神话让位于小说。我前面说过，在前文字文化中，至少对成年人来说，讲故事和一般的叙事所得到的强调要比我们假定的为少。这种间断是随着书写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书写是在私下状态中产生的。我们在私下里建构一部自传，比如写日记。隐秘性意味着我们不必面临和听众的直接或无中介交流问题，也不必面对被打断或被权威压制的问题；我们有的是平和与悠闲去建构。当然，后来写的东西可能变成一种公之于众的文献。为此，写作就要为我们对过去的口头回忆设定一个模式、一种议程。文字将自己的模式强加给自我叙事，并且为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分析的问询提供了舞台，在这里，个人被要求提供一种“历史”，一种履历。书写所鼓励和完成的东西会形成一种反馈。文字鼓励叙事、独白和长篇叙述。其结果包括一些虚构或类似虚构的形式，如有关英雄人物的史诗或有关圣徒生平的传奇。虚构性叙事最初在口头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仍然存在，这大概正是小说出现如此之晚的一个原因，仅有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有能够传播它的印刷术。小说的真正出现标志着叙事的繁盛，后来叙事又在电影和电子媒体中大获成功。
我们不难洞察叙事即真实或虚构故事的讲述如何受到文字的激励。文字暗含讲故事的人与他的读者之间的距离，这和口头讲故事是完全不同的。无论写或读，讲的人和读的人都有时间反思他们正在干什么，而口头讲述者却直接与听众发生接触。一张白纸和一只笔邀请写作者去叙述那些被结构好了的回忆或者是想象的发明。我们从纸的顶端开始，直到页底，再到下一页。我们的书写和阅读(相对来说)是不被打断的。人类的话语却并非如此；一位言说者总是会被打断，因为除非在权威的情境中，话语总是对话的和互动的。一个故事开始了，包含被一位插话者打断：“那让我想起某个时间……”，因此，在另一个中断插入之前，讲述者没法讲完一个故事甚或一段言谈。从某个角度来看，说者与听众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谁都是说者，谁也都是(某一类)听众，始终存在着交谈，常常是不完整的句子，也几乎总是未完成的叙述。
当然，在口头文化中，有时一位言说者也要求占据权威的位置并发表连续的演说，或者针对特殊的场合，或者以标准的口头形式(如果写下来也将是“文学”)。这些场合是罕见而特殊的：当一位游子远行归来讲述他的冒险经历和所见所闻，当某个政治集权里的领袖或者其代言人向他前面聚集的臣民讲话时，或者当某人向统治者唱赞歌、回顾其祖先的业绩时，这些歌大概已接近虚构了。
文字使“历史”成为可能，因而它也提倡生活史。我并不是说在社会或个人层面，口头文化就没有过去的观念，但是有组织地叙述历史是罕见的，而且也没有片断的记录。因此，就文化史来说，我们对与一般的叙事迥然不同的小说感到奇怪的不仅是口头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它的立足之地，更在于它在有了文字之后很晚才零星地出现，直到19世纪小说在欧洲广泛流行(别的地方更晚一些)之后，它仍然招来不断的敌意。……
Novel(小说)一词大概是15世纪晚期从罗曼语进入英语的，意即新闻。在印刷术刚传入欧洲的10年之内，在1486年前后，亨利七世[4]开始在应急的印刷品上发表党派外交陈述以及“新闻”或公告。到了伊丽莎白时代，除了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群体都在运作这种媒介，常常反映的是家事，而且以歌谣的形式。当时用来指称这些新闻歌谣的词就是novels，正像法语的nouvelle或西班牙语的novela一样。“它只暗示某种新东西，无所谓真假”(萨默维尔1996：18)。在16世纪，这个词仿照意大利语，指薄伽丘《十日谈》里的那种故事或短篇佚事。到了17世纪，它才逐渐有了当代英语中的那种含义，指一种长篇虚构的散文体叙事，以和传奇相对比(法语和意大利语“roman”、“romanzo”兼具两种意思)……
小说显然是文字文化和闲暇文化的一种产物。但是，它在文化史上的繁荣却相对较晚，当然也没有紧随文字发明之后而出现。较早的叙事出现在希腊和罗马，近东早期也出现了一点。但是，据我们今天所知，像阿普列尤斯的《金驴》、朗戈斯(Longus)的《达夫尼斯和赫洛亚》(Daphne and Chloe)以及希腊人的色情传奇，充其量也只是小说的前身。虚构性叙事的早期实例常常被指认为传奇或小说，在古希腊、罗马和埃及的文学中均有发现，但它们相对很短，在规模上与欧洲或中国后来的小说完全不同。这些作品被认为面向的是普通读者，但读者群却很小，也更加精英化，尽管其中有男也有女。……
小说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恰恰是它在历史舞台上的姗姗来迟，它最初分布的不平衡以及它自18世纪以来的广为流行。小说的姗姗来迟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中国。浦安迪(Plaks)评论说“在中国和欧洲，明显的巧合在于散文叙事的逐渐兴起几乎同时发生，”即都在16世纪(浦安迪1977：321)。他试图用明代经济、派别政治和教育制度的延伸等变化来解释明代文人小说“四大奇书”[5]的产生(浦安迪1987：611)。换言之，这种形式肯定不是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为什么小说的分布不平衡而且姗姗来迟呢?我认为问题仍然要回到我们前面对口头社会中的叙事尤其是虚构性叙事的讨论上。尽管用文字叙事得到了发展，但对其虚构形式的怀疑却产生了。讲故事总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活动，暗含“讲一个不真实的故事”甚至说谎。它不能表现真实，因而也是不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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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07-11-2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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