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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花灯
演花灯是花灯戏曲表演形式。
清道光元年(1821)刘家传著修《辰溪县志》卷十六“风俗中”云：“灯节后， 聚钱演戏， 名曰灯戏”。
早期花灯戏是在民间歌舞一一花灯“以童子装丑， 旦对唱”的基础上， 搬演故事而形成的“二小”即小丑、小旦而形成。
湘西花灯戏在表演艺术上继承了花灯歌舞中的“套子”、“圈子”及千姿百态的扇法、幽默风趣的矮桩身段。艺人们在长期艺术实践中， 把各种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的不同动态， 经过提炼加工， 艺术地体现在这些“ 套子”和“ 圈子”中， 如“鹭鸶伸颈”、“糖蜂采花”、“懒蛇缠腰”、“蜻蜒点水”、“兔儿望月”、“野猪戏虾”、“ 斑鸠拈豆”、“ 牛赶碾”以及“打豆腐”、“隔帘相见”、“美女纺线”、“踩四门”、“车车圈子”等。“套子”、“圈子”的组合运用， 是湘西花灯戏表演艺术的宝贵财富。各专业剧团成立后， 丰富了上演剧目，发展了角色行当， 由“两小”体制发展到现行的生旦净丑等行。同时， 也向兄弟剧种学习了水袖功、髯口功、把子功等，丰富了表演艺术， 演出场所亦从简易的草台或屋场变为镜框式舞台， 随之而来， 舞台美术、灯光等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剧目方面， 现有剧目数十多个， 其中传统剧目有：《王二卖货》根据傩堂戏《孟姜女》中一折移植。丫环梅香奉小姐之命， 去买五色绣花丝线， 货郎王二正好送货上门， 买卖中， 王二处处想占梅香的便宜， 反被聪明的梅香所戏弄， 连衣帽、杂货全都丢给了梅香， 落得两手空空。此剧充分发挥了花灯的丑、旦表演特色。
《捡菌子》雨后放睛， 牧童和村姑分别上山捡菌子，村姑不慎半途上金钗失掉， 恰被牧童拾得， 牧童将金钗送还村姑， 两人互生爱慕之情。此剧在表演上充分体现了湘西花灯戏“套子”和“圈子”的艺术特色。
湘西花灯戏，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还没有形成戏曲化声腔， 所有的唱腔曲调都基本上保留原始灯调、民歌的结构特征， 属于一种“民歌组合型”的唱腔形态。1955 年以后， 一批新文艺工作者逐渐加入了花灯剧团， 他们与老艺人合作， 对花灯唱腔作了改革和发展。首先是选择特点浓厚、形象鲜明的灯调进行改编， 突破固有的曲调结构， 发展成适合生、旦、净各行演唱， 具有一定可塑性的基本腔， 比如正生曲牌[你要回答]及小生曲牌[可怜春哥遭不幸]等。
游花灯
游花灯是湘西花灯一种行进式表演活动。因在春节期间举行， 也叫“游春”， 故这样的活动叫“春会”。活动开始时数灯云集， 旗队、鼓乐队与十二台(润月十三台)高台彩春依次排列。护花灯队伍庞大， 清代参与人员近一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 年，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大会， 参与乾州游花灯会人数达四万多人， 当时的传媒报导说：“技艺精湛的扎匠们也大显身手， 用竹条纸片将一张张春桌打扮得鲜花盛开， 桃红柳绿， 春意盎然; 其间龙腾虎跃， 牛肥羊壮， 风飞鱼跳， 栩栩如生， 让人叹为观止。旧时， 在游花灯之前有一祭礼仪式叫“祭神农”也叫“祭先农之神”。场面需设先农坛， 再由掌坛师(老土司)进行法事仪式， 整个祭祖活动， 后人是这样回忆的：“据史料记载， 乾州先农坛建于清雍正六年(1728)， ⋯⋯ 历代官府为了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每年都把祭坛活动作为当年的头等大事来抓。”无论那年， 每逢“立春”后“雨水”前的某日， 当地县官都要沐浴净身， 修整衣冠， 头带纱帽， 鸣罗开道， 身乘大轿前往先农坛举行隆重地祭坛活动。祭祀时， 锣鼓齐鸣， 焚香烧纸， 首先祭拜天地和“先农之神”， 在一番祭祀仪式后， 县官便在坛内留有的一块空地上(即藉田)亲自耕地， 耕牛角上挂红布一块， 县官亲手掌犁驱牛在前头犁地， 后面还有人随犁抛散五谷及棉花种子。如此十余个来回后， 整个祭祀活动全部结束。
游花灯时， 第一台“灯”扎一“春牛”， 一牧童执鞭骑牛背上吹笛， 寓意“催春”; 第二台扎当年所属生肖动物; 第三台为取吉庆， 鼓励青年为国效劳建功， 扎一株大树， 上挂一蜂窝及无数纸剪的蜜蜂， 与一红布扎的“金印”， 树下一男童扮的小猴， 名为“ 封猴封印”; 这三台年年照扎不变。其它各台， 一台便是一扎古红。依照官府每年所颁历书春牛图的部分色彩及用县署那扇大门扎的规定，绘制一纸竹扎的“春牛图”列于迎春队伍前。农民们每年最关注这幅图中的色彩变化， 因图中春牛头绘红色示有春旱; 腰绘红示有夏旱; 尾绘红示秋旱; 全身黑色示有水灾; 间有兰色示有风暴。牧童头戴斗笠示多雨有涝灾; 身背斗笠示风调雨顺， 斗笠挂牛角上示有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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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社会学网 2008-1-3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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