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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总体形势而言，讲述故事的口头文学活动急剧衰退，它所依存的社会文化生态已经残破，很难完全修复重建了。讲故事是农业、手工业社会最受民众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它可以灵活穿插在许多生产活动之中，在休闲时更是最为方便的娱乐事项，还是孩子们接受社会化和地方知识教育的良好形式。德国著名哲学家本雅明于1936年发表《讲故事的人》这篇见地新颖的文章，他断言人们讲故事的天赋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它需要讲故事人心、眼、手的高度协调，因而“千百年前在最古老的手工业生产氛围中编织起来的讲故事的艺术，到如今渐渐经散纬脱的原因就在这里”。（本雅明，1999：299）本雅明所说的这种情况对欧洲工业社会取代农业、手工业社会时的文化变迁情景是适合的，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比欧洲许多国家晚得多，情况也复杂得多。中国的故事讲述活动不仅在旧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上世纪50年代，依然十分活跃。
本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70年代末结束“文革”动乱岁月之后就大步迈开了，但其广度与深度在短时期内远远未打乱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结构，民间口头文学依然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一位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于80年代初期访问中国湖北之后，曾写成一篇文章，论及当时中国乡村民间文学，他说：
我认为，理解这一罕见现象的关键在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独特发展方式，中国没有出现农村人口拥入城市而使农村陷入一片衰败的景象，如戈德史密斯《乡村》、华兹华斯《米迦勒》、哈代《德伯家的苔丝》所描绘的那样。在中国，尽管他们可能受聘于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商业，但大多数中国农民仍留在他们的村子里，没有人离开家园在新奇的城市里遭受贫穷、纷扰和轻视。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与朋友和邻居一起学习现代化，不需要经历激烈分化或根本变化，因此，大量保留了与这种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传统的民间文学……尤其是那些首先立意追求娱乐和教育的永恒价值的东西，比如故事、传说、笑话、摇篮曲和谚语等。②
丁乃通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不同，它没有完全打乱乡村社会结构，因而作为乡村群体自娱自乐的民间文艺也就仍有生存活力。他的论断就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情况而论是切合实际的。虽然90年代的民工潮给中国城乡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将中西社会变革的不同情况进行对比来考察民间文学状况的方法仍有其可取之处。
现在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关民间故事（含神话、传说）的保护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热切关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但怎样进行保护，却有着多样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成功模式。芬兰是一个在保护民间文学遗产方面有着许多成功经验的国家。该国著名学者劳里·航柯于1986年来中国访问，热心向中国介绍这方面的经验与方法，他将民间文学的保护工作概括为八个字，即鉴别、保护、保存和传播。他说：
把活生生的民间文学保持在它的某一自然状态使之不发生变化的企图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可能被滥用或被适当地加以保存和保护的，不是民间文学说唱表演，而是说唱表演的记录。
大部分档案材料长期死寂地躺在那里，使其复活的唯一办法是查阅。民间文学财产的“第二次生命”的标志是人们想利用它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只有对做成文件的民间文学，即“从民间文学衍生出的作品”，才能够实施有效的保护，而活生生的民间文学，传承人心目中的、在演唱过程中以千变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题和思想是无法直接保护的。因为它随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存在、变化和消亡，而其方式又不能从外界加以控制。（劳里·航柯，1988：23）
可见他所说的对包括口头讲述故事这类民间文学的“积极保护”，主要就是把它们录音、录像，制作成文件由档案馆、博物馆妥善保护，保持其真实面貌，便于人们广泛使用。我们可以把这叫做“静态保护”，芬兰在这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自然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吸取的。可是就中国情况而论，不但民间文学的深厚传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从新中国建立特别是迈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民间文学事业发展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样，我们探讨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的保护就须立足于中国实际来另辟蹊径了。在我们所论及的民间故事的抢救与保护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给故事传承人和故事村命名的做法经过了约20年的实践检验，完全可以作为理论研讨与试行的基础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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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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