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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与克里斯蒂娃：文本生产与语言革命
1973年，巴特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又是一种意指实践，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因此这不是生产的结束，而是生产的过程。它的生产资料是语言，一种人们赖以交流、再现、表达的语言。文本解构这些语言，重新构成另一种语言，如此循环往复。
巴特又说，文本是意指，而意指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文本的主体摆脱“我思故我在”的逻辑，转而服从能指的逻辑、矛盾的逻辑、解构的逻辑。意指不是意义，不是交流，不是再现，也不是表达。能指是在特定语言场所展开的无休止运作。它把写作和阅读的主体置于文本中，使之与享乐相认同，从而产生写作快感、阅读快感、文本快感。最后，文本也是互文本。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前文本，文化文本，可见与不可见的文本，无意识或自动的引文，都在互文本中出现，在互文本中再分配。因此，互文性在这里并不是有源可溯的影响或渊源。互文本具有社会性、整体性与生产性。它是一种播撒。
巴特的《S/Z》(1970)是他对于互文性理论的一次精彩展示。巴特在书中注重的不是文本，而是读者。不是文本结构，而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不是读者被动消费的“可读”经典文本，而是读者主动参与的“可写”文本生产。与列氏和德里达不同，巴特在这种重写中发现了制造文本“互联”的主体，即作者、读者和批评家。他们的写作、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对于不同互文本的累积、将其置于特定文本中加以重组的能力。这种累积与重组的结果，必然是作者、读者、批评家本人的文本性，也是他们对于互文性的一种自恋式满足。最终，作者成为他自己累积与重组的另一组文本。
克里斯蒂娃也注意到进入互文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断片、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这些交叉介入不仅发生在语义层面上，而且发生在句法与语音层面上。所以文本的多元性质，涉及到语音、语义和句法的同时参与。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为此，分析的任务不是简单识别出参与最后文本的其他特定文本。分析者应该明白，他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他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克里斯蒂娃在形式层面上发现互文性，这是一个心理或精神分析学发现，它关系到“创造者”的地位问题。这个创造者通过不同层面上多元文本的交叉，才生产出新的文本。这一创造性主体，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克里斯蒂娃称之为“过程中的主体”：即在意指过程中，一个作者要接受对峙、分层、被简化为零的挑战，然后他被重新赋予一个新的多元身份(注意：他在后现代文本中往往是人物的碎片)。
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总之，这也是诗歌文本的再创造过程。
对克里斯蒂娃来说，文本是一种行为，是批评和元语言行为。在这过程中，主体审查前文本和现在的文本，肯定一些文本并否定另一些文本。这就是主体所具有的解构所有话语的互文性功能。如此看来，互文性本是一个复杂的否定过程：它繁殖语言和主体位置，为创造新文本而破坏旧文本，并使意义在文本与文本无休止的交流中变得不确定。这个过程无疑是在酝酿一场互文性革命。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强调：这场互文性革命发生于génotexte与phénotexte之间的“零时刻”。此时，主体的无意识冲动爆发成语言，企图打破他人、尤其是父亲的互文本话语，从而把言语从这种压抑性话语中解放出来。
所谓phénotexte是在具体陈述的结构中自行呈现的言语现象。按照巴特的解释，无限的意义都是通过一种偶然性发生的，phénotexte就是与这种偶然性相对应的一个层面。它是陈述(statement)而非表述(enunciation)的层面，是适于语音、语义、句法等结构分析的层面，因此属于符号和交流理论的范畴。而génotexte则是构成表述主体的逻辑运作的基础，是构成phénotexte的场所，是意义发生的场所，因此是一个异质性领域。总而言之，phénotexte是语法和语义的表层结构，而génotexte是能指和言说主体的深层范式。意指过程包含着这两种文本，二者缺一不可，但每一种意指实践又不可能包含这个过程的全部，因为每一种意指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政治的制约，遭到这些制约的踪迹的涂抹，phénotexte就是这些涂抹的载体。克里斯蒂娃旨在说明，互文引语从来不是纯洁的、清白的、直接的，它总是被改变的、被曲解的、被位移的、被凝缩的，总是为了适应言说主体的价值体系而经过编辑的。也可以说，互文引语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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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6-09-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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