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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谱，顾名思义，即是关于戏曲身段的谱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梅兰芳、程砚秋为代表的京剧艺人，较多地关注昆曲身段谱，并有意识地吸取其中有益于京剧舞台表现的动作程式，开始了对于这类文献的初步搜集和整理。但是，戏曲界、学术界一直认为身段谱只是个别艺人偶尔为之的记录，并未将其与戏曲传承建立必然的联系。因此，类如杜颖陶、王克芬、傅雪漪、吴新雷等少数学者对个别身段谱的研究，并没有引发学术界对这类文献的更多热情。相反，在人们每每肯定身段谱对舞台艺术的某些作用之时，也会更多地强调其落后于舞台创新的局限和不完全。由此，大量的身段谱文献一直缺少必要的知音对其进行整体观照。
学术界的漠然与传统戏曲艺术的传承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身段为内行专门之学，不肯轻易传人”（见《旧剧丛谈》），这个专门之学正是中国戏曲作为表演艺术的精髓所在，而依附于艺人之间的身口传承，也成为这个专门之学的基本方式。作为戏曲传承的重要内容，传统理解的“口传心授”法则，除了立足在表演所要依附的“人”的体验，以及艺人为争取生存空间所要谨守的行业规范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传统艺人普遍的受教育水准。因此，无论是戏曲界将“口传心授”理解成戏曲传承的唯一门径，还是学术界限于体验不足将其视作戏曲本体之必然规则，都与戏曲及其传承者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也自然造成了“身段谱”在目前戏曲界的尴尬定位，无论戏曲从业者还是戏曲研究者，都无法充分地将这类文献当做戏曲传承的重要方式。
传世的身段谱以昆曲身段谱为最多，从现存最早的抄本——康熙九年（1670年）抄录的《思凡》开始，到近期《周传瑛身段谱》的编定出版，昆曲身段谱的记录一直没有间断过。目前整理出来的168种昆曲身段谱，总量超过了650个折子，这正是300年来昆曲艺术经典的重要呈现。身段谱抄本大多采用传统的一炷香式、玉柱式、行间夹注式等记录方式，与近代文人曲家刊行的身段谱所采用的图片、表格、点评、图示等方式，相映成趣，在传统科介系统基础上，丰富地记录了昆曲舞台艺术所特有的“式”、“状”、“势”等身手定式、表情心理和舞台调度，呈现出独具一格的舞台记录法则。特别是一部身段谱的写定，凝聚了戏曲在传承中所必须的规范性和创造性，往往经过数代艺人的传承。如《审音鉴古录》中《上路》一折，为乾隆时期扬州老徐班外脚副席孙九皋首创之剧；上海图书馆保藏的《昆弋身段谱》所收《打车》一折，为“余维琛太老先生嫡派张季芳老先生授”；同书所收《书馆》一折卷末题昆曲艺人传承谱系：“张维让（太师祖）——朱景福（师祖）、曹文澜（师父之岳父）——孙茂林（师父）——陈金雀”；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清嘉庆三年（1798年）抄《酒楼》、《反诳》二折，系昆曲名伶龚兰荪为曹文澜校正之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抄本的题记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身段谱在传承昆曲中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身段谱作为舞台艺术的准确记录，不但可以弥补“口传心授”法则因人的记忆缺失和技术改造所带来的缺憾，而且这类文献由于大多出自旧日精通舞台、兼擅文字的梨园故老之手，其自成系统的记录规则也呈现出中国传统戏曲理论的体系脉络，这显然已经具有了戏曲表演学之外的文献学、版本学等更多的学术意义。
昆曲身段谱长期以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局面，随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国家课题《昆曲艺术大典》的不断进行而得到改观。正如《昆曲艺术大典》总主编、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所确定的编撰原则：“述而不作、作而不显”，标明了这部“原典集成与百科式”兼具的文献大典所具有的学术追求。这些自成系统的昆曲身段谱，作为这部大典颇为精彩的内容，正用其文献自具的学术魅力，展现着昆曲艺术在数百年历史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这已经突破了人们对于昆曲艺术内涵的常识性理解，无疑，也带来了对于昆曲传统的更为全面、更为充分的认知。令人振奋的是，在这部大典中，除了昆曲身段谱，昆曲的文学本、俗创本、安殿本、工尺谱、提纲、总讲、串本、单头等文学、音乐、表演文献，以及随着时代变迁孕育而生的昆曲老唱片、舞台录像等，都成为昆曲艺术得以彰显的重要内容。
昆曲身段谱对于《昆曲艺术大典》而言，显然成为构建昆曲理论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从更为长远的角度而言，它展示的则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从业者所秉持的戏曲本位。或许，中国戏曲学从王国维开始，就从文人的赏析层面，开始了理性的经院式研究，这一定位始终不能将“戏曲”这个介于技术技巧与心灵创造的艺术形态进行完好揭示，始终不能把学术研究与舞台艺术进行完好整合，无法为传统戏曲学研究带来十足的惊喜，毕竟，这距离戏曲艺术的真实面目尚隔一层。而身段谱的意义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显得格外重要，将文字记录与舞台经验、理论体系与传承实践、戏曲文化的外部观照与自我认同结合起来，正是这一批特殊文献所具有的独特内涵。
中国戏曲各剧种一直处于变化创造的生命运行状态中，而中国戏曲理论体系未随着戏曲的发展进入实质性的理论建设中。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我们至今缺乏对“中国戏曲”的本体性规律的建设、维护和延续。无论是舞台实践中的小戏大戏化、地方大戏京剧化、戏曲话剧化等倾向，抑或是舞台的大制作、声光电中的表演缺失、传统表演的时尚化等风尚，都一再地表明中国戏曲理论建设尚缺少对于中国戏曲艺术的本体性理解。中国戏曲艺术的经验不是不丰富，而是不能将舞台经验进行理论提升；中国戏曲艺术的研究不是不深入，而是不能将研究与舞台本体结合起来；中国戏曲艺术的理论不是不深刻，而是不能将理论渗透到艺术实践之中。这或许是戏曲界与学术界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60年来，党和政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发展，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财力，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360多个中国戏曲剧种已经累积了非常丰厚的资料，这都是完成中国戏曲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这是中国戏曲得以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中国戏曲理论研究得以拓展的源头活水。随着《昆曲艺术大典》的编撰以及未来的出版，昆曲艺术的理论研究必然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样，随着这一具有示范意义的文献集成的面世，中国各剧种的艺术遗存必然得到体系化的整理，中国戏曲理论体系也将进入实质性的建构和完善中。这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希望！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 2009-04-22 11:2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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