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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顾颉刚
浇冷水的不是别人，又是傅斯年。那时中研院史语所尚未迁出昆明，已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所长傅斯年，这年夏秋接连上书“总裁委员长”蒋介石，指名抨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说孔某无能、贪污、骄横，非但国人痛恨，且为友邦鄙视，要蒋介石大义灭亲，罢掉这个连襟的官（信及拟稿均见《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这使远在大洋彼岸的驻美大使胡适都感到紧张，函示这位高足要懂得“国情”。傅斯年其实是拥戴蒋介石而想“清君侧 ”，却又怕给反蒋势力利用。他在云南注视着彝族出身的滇系军头龙云，有意放出反蒋言论，便敏感地发现顾颉刚那套边疆论，可能给蒋介石帮倒忙。
《顾颉刚日记》1939年2月7日记：“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同日备注：“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
他显然被傅斯年的指责吓慌了，赶紧作文表白自己政治正确，却又声称文章题目凸显的见解，“久蓄我心”，岂非说傅斯年的“责备”纯属误会吗？
幸而傅斯年原信尚存（台北《传记文学》二卷五期，1963年5月1日），稍后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函，又评价了顾颉刚的上述回应（同前）。两两对勘，可知傅斯年对顾颉刚的“责备”，集中在顾颉刚想通过讲“民族问题”，为蒋介石的政治服务，而效应适得其反，因为第一，讲“边疆”、“民族”，就违背政府提倡而有法律效力的“民族主义”的界定，即“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不可“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第二，要表明“学人爱国之忠”，“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致顾颉刚》，前揭《传记文学》）。
这回顾颉刚要感激傅斯年指教了。得信就作《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题目即据傅斯年的指示，内容呢？其文长达八千字，同样竭力诠释傅斯年提示的纲要，不仅否认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约法，说“五族共和”的纲领，是假历史，“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云云,更提出要取消历史的中国有“本部”与“边疆”相对的名称。
顾文受到年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质疑。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有多个民族组成，即半世纪后他反复申说的“多元一体”论的雏形。顾颉刚于是作《续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宣称否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只会引起民族内部的磨擦，“予敌人以分化的口实”。他竟诡辩说只有否认什么“五族共和”，内地与边疆存在民族差异，如此正名，才可禁止“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于是他说，既然“五族”、“本部”的名目必须取消，也就应将“汉奸”正名为“内奸”。
傅斯年对于顾颉刚“连作两文以自明”，表示满意：“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傅斯年特别赞许顾颉刚对费孝通质疑的长篇反驳，说是费孝通谓“中国本部”一词有科学根据，中华民族不能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那就意味着“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傅斯年声称，费孝通的质疑，是受其师吴景超的指使，而早年留美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的吴景超，讲民族问题，正是“为学问而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致朱家骅、杭立武》，前揭《传记文学》）。
然而，历史到底不因政治支配而改变自己。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涵泳五十六个或更多（至今仍有尚待民族识别的族群）的民族，是客观存在。“名者实之宾也”，顾颉刚受傅斯年指点，否定循名责实，否定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岂非将中华民族化作空洞的概念？
这样，顾颉刚还不受“政治”欢迎吗？1939年2月中下旬，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在重庆举行，蒋介石代替叛逃降日的汪精卫任议长，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随即重庆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就转载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全文。顾颉刚“闻之甚喜德不孤也”（《日记》1939年3月4日）。他有理由大喜，既然他的“德”已被蒋介石们认可，仕途还不光明吗？
2009年2月15夜、4月4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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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09-4-19 2: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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