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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教育考察团头儿
略知中华民国史者，无不了解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接着宁汉合流，共同对付“赤化”。但十年内战，蒋介石左右开弓，既没打倒中共，也没有攻灭异己军阀，相反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提供了中国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机会。斯大林的苏联也插一脚，煽动外蒙“独立”，将新疆变成次殖民地，乃至变相承认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当然还有英印政府不断在西藏制造教乱。蒋介石差点被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发动的“西安事变”送掉性命，赖斯大林救助，被迫停止内战，与中共和各路军阀联合抗日。
面对“国难”，顾颉刚选择走为上策，没有留在北平，像周作人、钱稻孙那样替日本占领军训练“新民”。他跑得快，事后闻谣传，南京国民政府指他起草《北平教育界对时局宣言》，日本占领军也将他列入京津左倾教授的黑名单。多年后他补日记，以此为荣。但看他当年原记，他真正在乎的是日人和蒋政权调查下来，均不认为他左倾，就是说与中共没有联系。
顾颉刚在北平曾组建禹贡学会。这个学会得以成立，是由于清末民初驰名政界的张国淦（石公）的支持，不仅在北平有经费有地产，但它终于被政府承认而扬名，还因顾颉刚得张国淦密授的九字诀，“要募款，须论今，勿论古”（见《顾颉刚日记》1936年1月11日），于抗战前夕，就在南京重建与戴季陶、朱家骅、罗家伦、王世杰等党政要员的关系，以研究边疆问题为名，成功地获得大笔官方资助，包括与戴季陶的新亚细亚学会合作，复得中英庚款委员会解囊。
于是抗战伊始，顾颉刚便由朱家骅、杭立武控制的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会，聘作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率领由国民政府授权的西北考察团，前往甘青宁三省活动了。据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的顾颉刚日记，这一年多他在三省所到之处，俨然钦差大臣，省地县及驻军首脑都招待唯恐不周，风光得很，以致此公“饱暖思淫欲”，渴望纳妾，累得当地官员官太太到处替他物色美女（见《日记》1938年3月8日、12日，6月24日等）。
顾颉刚尝到做“学政”的滋味，无疑使他感到“须论今，勿论古”，确是登仕的捷径。因而，1938年9月他结束西北行，赴重庆向中英庚款董事会“ 复命”，便同时以“回番教育”为题，先后向教育部次长张道藩、部长陈立夫上条陈，又代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陶希圣拟提案，期待引起极峰注意。他也没有忘记向戴季陶禀报。不意蒋、汪内斗正烈，没两月陶希圣便随汪精卫投敌做汉奸，而蒋介石把西北西南地方势力，都视作军令政令“统一”的障碍。顾只得仍回昆明，就云南大学教职。
在昆明，顾颉刚很快与内迁的天主教会喉舌《益世报》挂上钩，为该报办副刊《边疆》。他很快编出这个周刊首期并作发刊词（见1938年12月15、16日记），“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节引见顾潮编《顾颉刚年谱》页291）。
他万不及料，如此“论今”，正在兴头上，又兜头被浇了一桶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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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09-4-19 2: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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