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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理事长办公室
还在顾颉刚作《九鼎铭》而贻讥尘谤之前十六年，他已显露志在从政，而从政必投靠国民党为捷径。
顾颉刚致胡适的两封信
很早闻知顾颉刚先生热衷从政。但迟至去冬，阅毕台北联经版的《顾颉刚日记》（2007年5月刊行），才较系统地了解其概貌。
看《日记》，还在顾颉刚作《九鼎铭》而贻讥尘谤之前十六年，他已显露志在从政，而从政必投靠国民党为捷径。
怎么见得？证据有今存当年他致胡适的两封信，均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一通写于民国16年（1927）2月，那时胡适经苏俄赴英国出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之后，横渡大西洋访美，而顾颉刚仍在厦门大学，正在极力帮助尊孔的厦大校长林文庆对付因鲁迅辞职触发的学潮。不知是否从正在厦大访问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马叙伦那里嗅出了某种不利于胡适的信息，他写长信给胡适“请求”胡适归国以后不作政治活动，“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言论，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先生者。”但顾颉刚又说，因为胡适在莫斯科说过赤俄好话，“民众党同伐异，如果先生能加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
第二通写于同年4月28日。那时顾颉刚已由厦门跑到广州。此前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山大学有众多的学生被指为“共党”遭追捕，鲁迅抗议无效，愤而辞中大教务主任。顾颉刚却以为鲁迅被他吓跑，得意之余又替胡适担忧，再致函劝胡适“万勿回北京去”，以免被指斥国民革命的民众认作替张作霖办事，“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所以他向胡适献策，“要在革命军势力之下做事”。
胡适没有听他的话，是另一回事。但两函表明，顾颉刚审时度势，看出在蒋介石“清党”之机，反而更能从政，不是昭然若揭吗？
顾颉刚迟疑下注
于是顾颉刚跑到广州做中山大学教授了。他有恃无恐，因为好斗的傅斯年，坚持非接纳这个新潮社老友不可，而中山大学的两名掌门人，戴季陶本来讨厌鲁迅，朱家骅则依违鲁、傅之间。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已出现宁汉分裂。鲁迅指出顾颉刚“那么反对民党”，恰由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发表，而该副刊编辑孙伏园又火上浇油，说傅斯年、顾颉刚“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当武汉的汪精卫，终于同南京的蒋介石，实现宁汉合流，那么傅顾不也跟着得胜回朝么？
朱家骅、傅斯年支持蒋介石的把兄弟戴季陶在中山大学“清党”，也必定在鲁顾交恶中偏袒顾某。但对顾颉刚未向法院起诉便要鲁迅留粤“候审”的法盲行径，遭到鲁迅回信《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讥斥，也未免尴尬。傅斯年出面对顾颉刚说，顾来鲁去已表明鲁迅自认失败，实则暗示真要“法律解决”，输家可能就是法盲顾颉刚。看来顾颉刚很有阿Q精神，将傅斯年给他浇冷水，郑重写入日记，当作“优胜纪略”（见《日记》1978年7月17日以日记示义子德辉，“渠乃知鲁迅所以反予之故”条）。不过法盲归法盲，顾颉刚扬言与鲁迅涉讼，收到了预想的效果，即借此向戴季陶、朱家骅等的国民党权贵效忠，获得认可。
顾颉刚很精明，看到国民党“革命尚未成功”，将赌注押在蒋介石一边，未必定有胜算。于是他不顾傅斯年对美国教会学校的憎恶，也禁不住燕京大学高薪的诱惑，跑到北京就任燕大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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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09-4-19 2: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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