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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年的楚国历史，千年的文化传承，融汇夷夏的开放气度，铸就了荆楚文化的辉煌，树立了影响深远的荆楚文化传统。
在后楚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几乎每一次大的历史的变动，都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荆楚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因战争或灾荒而导致的人口构成的变化，处于四战之地的荆楚，在历史的变动时期，常常面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局面，无论是人口南北的纵向移动还是东西的横向移动，荆楚往往成为移民的过境或居留地带，巨量人口的迁出与迁入，必定会给荆楚带来文化上的变化。因此荆楚文化始终保持着多元与融汇的文化特征。如汉魏之际，中原变乱，衣冠士族与普通百姓纷纷南下避祸，《三国志·魏志·卫觊传》“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此外还有河内、河东、颍川、汝南以及荆州北部的南阳等地人民流入荆州，[29]而且流入者有相当部分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史称：“刘表雍容荆州，坐观时变，自以为西北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俊杰也。”[30]襄阳当时也是流民聚集的要区，西北流民沿汉水东下，居留襄阳，襄阳在汉末集中了一批名士，当地有一座山就曾因有郡守、都尉、卿长等数十名士聚处其下而名为“冠盖山”，名士聚处之乡里号为“冠盖里”。[31]在汉末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荆楚地区再次成为文化汇聚地。据统计，东汉末年，荆州人口由西汉时的359万激增至626万。[32]第二次人口大迁徙是西晋末年，由于北方连年战争及少数民族入侵，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移向长江流域，据估计南迁人口大约为90万人。[33]荆襄之间亦是流民汇聚之区，“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万户。”[34]南齐时襄阳是“旧民甚少，新户稍多。”[35]《荆楚岁时记》所记的民俗文化交融形态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唐朝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造成第三次移民大潮，史称：“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湖，故荆井邑，十倍其初。”[36]中国内部的人口变动再次影响了荆楚区域文化，[37]这是中国历史上对荆楚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人口移动。在动荡的时代，荆楚受到移民浪潮的反复冲击，荆楚文化得到不断的混合与更新。除此之外，在安定的统一时代，随着国内政治经济联系的紧密，处于南北沟通、东西交接的中部地带的荆楚地区自然是人们必经的要区，“江陵南北道，常有远人来。”（元缜）日常的官宦、士人、商贾及一般为生计奔走的平民等人口流动也会带来丰富的文化因素，所谓“俗具五方”，“杂以成俗”。唐初荆州就出现“流庸浮食者甚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的文化变化。[38]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荆楚文化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礼，文化面貌有了很大改变，文字统一，方言属于“官话”范围，生活风俗也大体与全国一致。但是荆楚文化熔铸五方的文化精神没有改变，直至近代荆楚文化仍然保持着文化兼容的开明态度。
第二、神秘与浪漫
神秘与浪漫是荆楚文化的鲜明特征。荆楚地区有着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山川怪异的自然景观与地理概貌，生活其间的人们易于产生奇幻的感觉，莫名的恐惧，神秘的猜测，奇异的遐想，人与自然界发生着微妙的关联，由于认识水平与生存能力的局限，人们还不能完全将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因此也就长期保持着神人交通的原始信仰，在这种原始精神支配下，楚文化呈现出诡异神奇的文化特征。在楚国及后楚时期，荆楚地域文化一直以此种面貌著称于世。《荆楚岁时记》中所记述的荆楚岁时民俗信仰与神话传说就是这一文化特征的具体反映。
楚地素有崇巫尚卜的信仰传统，这种传统形成于先楚及楚国时期，并且楚国的上下阶层都保持着这一神秘风习。首先从楚国公室看，楚人自称是火神祝融之后，祝融在传说时代是高辛氏的火正，“主治火事”，即主管观测大火星象以确定人事活动的职事，楚族世代传袭着这一族氏职责，《左传·昭公九年》说：“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在西周时期，楚姓成为方国之主但仍然要为周王“守燎”。柴燎之祭，是古代祭天的重要仪式，在古人心目中天火与地火有着感应关系，因此后代将火正祝融视为人间火神或灶神，楚人守燎之职即由此而生。楚子并以巫职供事周朝，“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始封的楚君熊绎其实身兼大巫。[39]其次，楚地下层民众多为蛮夷土著，他们有着浓厚的崇祀鬼神的巫教信仰，巫风盛行，“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40]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普遍性的民众信仰的历史背景下，楚国形成复杂的神鬼系统，北方华夏诸神与南方夷越之神及楚人自己信奉的神灵兼容并包，在楚人那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俱有灵异，屈原的《离骚》用浪漫的文学笔法描绘了楚人的神仙世界。而人死成仙为鬼也是楚人一般具有的意识，在屈原笔下，死于国事者，精神不死，他们“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我们还可以从楚墓出土的帛画中得到有效的说明：陈家大山帛画绘有龙凤及巫女，有人说象征引魂升天；长沙子弹库“人物御龙”帛画，和楚辞“驾飞龙”句印证，表现的亦是升天意识；稍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仍沿袭着荆楚文化传统，对楚人“世叙天地”的神秘观念作了立体直观的表达，天界、人间、地界自上而下三位一体，表现了楚人现实与虚幻交融的精神世界。[41]楚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之中，而且同时生活在充满神异的鬼灵世界之中，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需探知神意，取得神灵的许可，大至邦国政事，小至生疮长疖，都要祈求神鬼。如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神助，却秦师。”[42]楚共王在选立诸君时遇到难题，于是大祭山川之神，祈祷说：“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43]王室如此，百姓亦如此，“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44]既然，人事受制于神鬼，那么神人之间的沟通就十分重要，这种沟通需要通过一定的法术或仪式才能实现，并不是人人都能掌握通灵的手法，因此人们需要得到具有特殊材质及专业素养的巫觋的帮助与指导，巫是高于常人的特殊职业者，“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45]巫觋的材性素养决定了巫觋在楚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在楚国社会巫师受到特别的重视；楚平王时大巫观射父就曾被奉为国宝，参与重大国事活动，成为楚王的重要辅臣。[46]正如《楚文化志》在论及楚国风俗与信仰时所述“巫在楚国，享有庙堂之上的荣耀，足以令诸夏的巫相形见绌。”[47]
巫以祭祀与卜筮为职事。楚人崇信鬼神，重视祭祀活动，“信鬼好祠”成为楚国的一般风俗，巫是祭祀活动的主持者，他们作乐歌鼓舞以愉悦诸神，屈原的《九歌》就是代王室祭“东皇太一”等神鬼所作的祭歌，他依据的是沅湘民间的巫歌，[48]屈原在这里似乎充当着王室大巫的角色。楚人巫鬼信仰与祠祀传统在楚地影响深远，成为荆楚民俗文化最突出的外部特征。《吕氏春秋·异宝》称“荆人畏鬼，越人信禨。”《淮南子·人间训》有“荆人鬼，越人禨。”《汉书·地理志》对楚地民俗信仰特征作了这样的概括“信巫鬼，重淫祀。”后代论及荆楚文化面貌时几乎没有不以此为辞的。六朝巫鬼信仰浓厚，《荆楚岁时记》中有着大量的巫鬼法术习俗记载。唐人总结隋代荆楚地方民俗时说：“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隋书·地理志》）唐朝巫风不减，元稹《赛神》诗记述了这一情形，“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49]宋朝荆湖北路三峡地区仍然传承着崇巫重祀的传统，“归峡信巫鬼，重淫祀。”[50]明清依然如此，“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51]清代湖南仍如《九歌》描述，鬼灵甚多，巫师依然是祭祀活动的主角。“辰、常之间，人多尚鬼，祭必巫觋。”[52]直至近现代在荆楚偏僻山区信鬼好祀之风犹存，有学者对湘西苗族的信仰作了详细调查，认为苗民“信鬼成俗，相沿至今，”有所谓三十六神、七十二鬼，祭家先、还傩愿等祭仪达二十六种之多。[53]可见荆楚巫风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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