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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论荆楚文化的地域特性
  作者:萧放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4-02 | 点击数:30121
 


      荆楚,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复合概念,它兼具历史、地域与文化三种特性。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重要方国的荆楚不仅在地域上曾经拥有南部中国,成为战国时期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而且创造出独具风采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不但是长江中游民众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它同时亦参予了中华文化的构建,与中原文化一道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脉。 

一.荆楚的地域范围
荆与楚是同物异名,荆即楚,楚即荆,它本是一种柔韧性较好的木本植物,《说文》“荆,楚木也。”(卷一)“楚,丛木,一名荆也。”(卷六)在古代荆还作为一种刑具,“负荆请罪”、“大受荆楚”等语由此而生。荆作为地方名称,最初可能出现在夏朝,禹伐三苗,控制长江中游后,设立了传说中的古荆州,“荆及衡阳惟荆州。”(《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对夏九州之一的荆州有具体的记述:“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颍、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荆州的丹银等物产曾作为上贡物品,这些在二里头文化中已有发现。[1]
以荆或楚作地域方国的政治实体名称,现在所知是在商代已经出现,甲骨文中虽只见楚而无荆,但在金文《过伯簋》中有“过伯从王伐反荆”,《贞簋》有“贞,从王伐荆。”等说明商周时代荆、楚是互见的。[2]我们从《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记述中知道,荆楚已经并联成为专门的地域名称。荆楚地区在商代名义上是被纳入商王朝统治范围的,属于南土方国。商文化的确也影响到荆楚地区,湖北黄陂盘龙城就是荆楚地区的著名商代城址[3]
武王克商以后,承商代遗制继续将楚视作自己的南部疆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4]周成王时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地方,将有功之臣的后代分封到各地,曾为文王师、“有功于文王”的鬻熊后代自然在分封之列,因此册封鬻熊重孙熊绎于楚地,“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丹阳即丹水之阳,丹水曾是苗蛮活动的主要区域,可能是苗蛮与中原连接的重要界点。三代之时,尧率领北方部落联盟发动了对苗蛮集团的进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5]苗蛮在中原部落的压迫下,退至荆州一带。后来虞舜继续与苗蛮交战,大禹最后征服了苗蛮。受周室册封的熊绎,可以说是周王控制南土的代表,有让其领袖楚蛮的意味。[6]因此,楚正式成为周代封邑之名。不过那时地盘极小,“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7]当时楚子处境艰难,楚灵王时令尹子革说起这段历史:“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8]封在蛮荒的熊绎不仅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同时要对周天子尽守土之责,并且以桃弓棘箭为王室禳灾。在立国之初,无论处境如何的不妙,奉事周室的楚子毕竟有了自己立足之地,有了向南扩展的基础。其后,楚君熊渠利用王室衰微之机,向江汉进发,并取得江汉蛮族的信任,《史记·楚世家》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熊渠势力得到扩充后,于是明显表示脱离周室而自立,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熊渠远伐扬越,到达鄂地,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但当时楚国的实力还不能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周厉王当政时,熊渠害怕周人讨伐楚国,“遂去其王号。”楚人的真正发展还得等待时机。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统驭力已明显下降,在西周后期渐趋活跃的楚人,更为主动地向周边扩展,他们再也不能满足辟处荆山的状态,楚人于是走出山林,迁都于郢(今湖北宜城境内),开始向江汉平原拓展。楚庄王将春秋时代楚国霸业推向了顶点,他以楚人特有的自信问鼎周室,饮马黄河,一度成为霸主。楚国疆域西北到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面对日以强大的楚国,中原诸国再也不敢等闲视之。
春秋末叶,楚国曾遭受重大挫折。昭王十年(前506),吴国军队攻陷郢都,昭王出走。在其后的十来年间,楚都南迁到江汉腹地江陵,仍称郢。此后直至前278年秦将白起入郢,楚都东迁。楚国在此定都二百二十年左右,度过了楚国最强盛的时代。[9]战国时期,楚国在经历了吴起变法之后国力更为强盛,而中原周室已名存实亡,逐鹿中原成为诸国共同的目标,有着强烈征战意识的楚人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东征西讨、南下北上的兼并战争中,楚人先后攻灭六十余国(包括春秋时期)。此时楚国的疆域大为扩展,东北已达今山东南部,西南到今广西西北角,东南到今江苏、浙江。史称“楚人地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淮南子·兵略训》)楚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强盛之国,[10]在战国七雄中秦楚并称雄长。所谓“纵合则楚王,横连则秦霸。”楚人统一了南部中国,又北上联合诸国抗衡强秦,楚文化亦随军事政治强势向南北扩展,楚文化成为当时的强势文化,对未来中国的文化统一作了有力的铺垫。
战国后期,秦师入郢,楚人将都城北移于陈(今淮阳)。二十五年后,即前241年,又东徙寿春(今安徽寿县),直至前223年楚为秦所灭,建都仅十七年。在楚八百年的漫长国史中,楚人的活动范围由偏僻的荆山扩张到大半个中国,极盛时期达到今河南大部、山东南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西北部诸地区,甚至远及云贵。[11]但楚国主要活动区域是以江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楚都除了战国末年因战争逼迫迁到淮水流域外,其一直徘徊在江汉之间。今两湖地区是楚国的腹心区域,因此也是荆楚文化的核心地带。
战国之后人们习惯以楚地称代故楚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在讨论各区域民俗、物产时,将故楚地区分为南楚、西楚、东楚三个板块。《汉书·地理志》以战国初期的国土为依据,将楚地限在今两湖及汉中、汝南一带。也即长江中游、特别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湖北湖南地区,六朝时期,将这一地区(汉朝的荆州境域亦即故楚中心地)称为“荆楚”。“元嘉中,以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12]晋室南渡之后,荆楚地区成为南北对立的前沿,荆楚既是军事重镇,也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因此南朝异常看重荆楚。“荆楚”成为当时常说的名词,如“荆楚用武之国。”[13]龚祈是武陵汉寿人,他“风姿端雅,容止可观”,时人叹曰:“此荆楚之仙人也!”[14]而喜好游历的徐怀简在任梁湘东王镇西咨议参军时,于“荆楚山川,靡不毕践。”[15]可见以荆楚指代江汉地区是当时的习语。南朝梁人宗懔以荆楚地区居民的年度活动为记述对象,写成《荆楚岁时记》一书。秦汉以后荆楚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它有一定的政区范围,但不严格对应行政区划,它侧重地域的文化性,是一种文化区位,所以荆楚有时涵盖了整个江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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