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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都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起了各自遗忘文化，比较两种神话中的同类文化现象我们初步得出两种不同的遗忘模式：集体遗忘与弹性遗忘。集体遗忘模式（比如中国社会）是说，受社会统一意志和制度规范的刚性要求，某些东西被社会全体共同忘却；弹性遗忘模式（比如希腊社会）是指遗忘的对象有取舍，遗忘主体有分层。这类似于普理查德的“结构性遗忘”（structural amnesia），即有选择地遗忘一些东西，同时记忆一些东西。
集体遗忘的理论概括得益于“集体记忆”和“组织化忘却”两种思想的启示：“集体记忆”概念是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奇（Halbwachs）提出的，他表明社会记忆关注的是怎样把人们的想法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组织化忘却”由温菲尔德（Wingfield）提出，他研究了二战后捷克驱逐德国人之同时也从记忆中清除德国人影响的过程，以及1989年社会主义解体以后，国家一方面动员全社会清除公共场所无所不在的红星、铁锤和镰刀等象征符号；另一方面使用“组织化的社会记忆”（socially organized remembering）建立新的民族意识。集体遗忘的模式也来自中国社会的文化实践。孟婆汤的文化设置是阴间有组织的社会管理，而整个冥府其实是对现实的社会制度的复制。按冥府规则，善良者入天堂，作恶者下地狱，但无一例外亡魂都得经过阎王第十殿领饮孟婆汤，忘掉前世种种社会关系：恩怨、感情、贫富。而且要彻底清除记忆，相当于格式化，从而获得新生。反观希腊神话，有两类人享有不饮忘川水的特权：首先是那些受缪斯感召或是具有特权的人；那些想要转生的灵魂，愚者多饮忘川水，而智者避而求饮忆川水，因此希腊神话中的遗忘是一种弹性的差序遗忘。希腊神话所表现的世界观特征可概括为个性张扬、征服和占有。个体行为受灼热而不可遏制的感情与意志支配，迷狂的宗教精神表现在崇拜酒神的奥尔弗斯（Orphous）：黑夜中酗酒、颠狂的活动，追求脱离肉身、欲死欲仙的神秘体验。希腊神话强调个人建功立业，个人英雄主义成为众神的标签。两种文化实际是崇力与尚德的区别。
中国社会为什么要采取“组织化忘却”呢？遗忘前世方能心无妄思、意无妄动，才能安于现世。否则，致令世间人妄认前生的眷属，扰乱了世情。据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载：宣府都指挥胡婿有妾,死后八十里外民产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挥二室也”。如果人出生时前世记忆犹存，他将失去家的归属感而成为飘泊无根的人；如果前世恩怨不曾遗忘，无法在阳世安分守己，整个社会秩序可能面临危机。此外集体遗忘是防止泄漏阴间机巧、维护了阴间的权威的最佳方案，正如阳间帝王和朝廷需要保持高高在上的神秘状态一样，阴曹地府也要防止权威的解构和祛魅，维系一种敬畏感。如果有奸诈的鬼魂不肯喝汤，那么脚下就会出现铜钩，刺穿喉咙，鬼魂被迫就饮。孟婆汤让亡灵遗忘过去之同时也让生者相信，逝者已矣，阴阳两隔已成事实，生者不应太过沉溺过往。
人死成鬼，外物不存，但一些鬼魂想方设法回避那碗孟婆汤来延续记忆。为什么抗拒组织化遗忘？欲保存记忆的鬼魂，其内心必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她们大多是“心似残潮恨不平”的怨女，她们拒绝孟婆汤，宁可做孤魂野鬼也要清算负心郎，破坏他的功名，阻止他的婚姻和事业。在民间出于对格式化的恐惧，人们通过给亡人夹带茶叶的丧葬仪式采取反组织化遗忘的对策。在成都市新都军屯乡一带，人刚一断气，人们就在死者的口中放上茶叶，他们认为死者口中有了茶叶那么就不会口渴，到了阴间也就无须喝孟婆汤；在安徽，如寿县等地，人们也认为死者到了阴间要经过孟婆庄，于是在成殓时，用茶叶一包，拌以土灰置于死者手中；《山东省志•民俗志》中提到死者的两只手中要拿打狗鞭和打狗饼子，有的袖筒里面还装有茶叶。在死者的袖筒里面装上茶叶，也是希望死者到了阴间不要喝孟婆汤。在浙江一带，死者咽气后，要用甘露叶做成一只菱放在死者口中，另外要把一包茶叶放在死者的手中，放置茶叶时，家属在一旁喃喃念词：“手中自有甘露叶，口渴还有水红菱。”当地人认为人死后要被阴间鬼役驱至“孟婆亭”灌饮迷魂汤，致使忘却人间旧事，甚而将死者导入迷津备受欺凌兼劳役之苦，而茶叶意味着茶水，其可取代迷魂汤的诱惑而保持死者清醒、理智，故茶叶成为丧葬的重要随葬品。集体遗忘以其刻板的刚性抹煞了人及社会情景的多样性，引起人们抗拒组织化的遗忘模式。神话的隐喻总是与历史事实相关。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晚近的文革，其实都是集体遗忘的典型例证，皆试图对人的思想进行格式化处理，以期植入新的思想和观念。但事实上无论在神话里还是在现实中，格式化人的记忆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记忆具有很强的复制功能和坚韧的延展性，既便有形的物质实体和肉体可以被消灭，思想也会以某种间接的方式传承下来。
集体遗忘模式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土壤发育的文化传统，其隐含的逻辑与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关。中国人把世界看作阴与阳构成的整体，且阴阳相生相克，这是是古代中国人的互动论观点。人们自然认为阴间鬼魂既能阴佑现实世界，也能消极地阻碍它，就是说阴间的混乱会引起现实社会的失序和不安。从社会治理者的角度看，尤其当阴的世界严重影响阳世的秩序和安稳时，阴阳两界的分野则变得泾渭分明。这两个既结为整体又相互分隔的世界，并不是自然宇宙观的悖论，而是因为神鬼世界对现实世界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因而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中都举办大量的仪式活动，都是为了在人神、人鬼和天人之际加以沟通直至达到平衡。整体性的世界观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保持共同性）强化了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和集权主义倾向。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和夸父追日等神话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上述文化英雄不惜牺牲个人以完成整体利益的目标，使得中国的神灵比较易于顺从和依附于天帝的统一权威。这种神话传统其实是现实社会结构的镜像。极权主义的国家治理方式往往会形成大一统的思想意识形态，要求全社会保持思想上的一致性，当然也会排斥一切危及一致性的思想意识。所以国家往往会采取有组织的社会行动，确切地说是发动举国的社会运动。如果把思想建构分为清除和重建两个方面，那么社会运动就会表现为集体的遗忘和记忆。国家号令并通过民间渠道将不利于社会建构的东西加以排除和格式化处理，孟婆汤文化便是一个例子。与此同时还有组织化的社会记忆相配合，阴曹地府的图景遍布中华帝国的佛道庙宇和城隍庙，最著名者为丰都鬼城，这些恐怖景象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是直接针对社会记忆的，目的无非是引导民众记住朝廷提倡的美德、设置的规范从而规训社会成员。集体遗忘在中国宇宙观的基础上延续了神话的传统，最终由社会结构中的极权主义治理方式型塑而成，故这一文化和政治过程构成了集体遗忘的逻辑。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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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9-4-14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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