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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20年作《〈水浒传〉考证》，翌年又完成考证续篇。他说自己写作有“历史癖”和“考据癖”，而《〈水浒传〉考证》也便是两种癖好发作的结果。他开宗明义地说：“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胡适，1988：750）胡适搜集早期流传的各种“水浒故事”和“水浒戏”，考察了《水浒传》故事流传、演变及成书的历史过程，最后得出结论：《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12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400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他首先据《宋史》上的三条史料，得出宋江等三十六人均为历史上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因他们威名远扬，“留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胡适考证宋代、元代直到明朝中叶时期有关“水浒故事”的文献记载，并以历史的眼光，从社会的、民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了故事流变的原因、不同时代故事的特点、成就和不足等等。如元朝“水浒故事”的发达是源于那时的民众“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良好愿望。然元朝的水浒故事绝不是后来的《水浒传》，那时代绝不能产生后来的《水浒传》，是因为“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艺，程度很幼稚”。胡适最后总结道：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品——这便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他把这种观念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也就是主张要取一种宏观的、发展的眼光去关照文学现象。
自《〈水浒传〉考证》后，胡适又陆续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形式考证了《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十二部传统小说。胡适想充分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来传播他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在中国，小说被称为“野史”、“小道”，难以登堂入室，历来不被正统文化所重视，明末开始才有些士大夫以序跋的方式评点小说，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纶、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等，但他们都是做从文本到文本的分析，没有考虑到这类小说形成的历史特点。胡适认为要研究有“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的小说，不能用类同于个体作家独立创作的文学批评眼光和研究方法，应从这一故事的流变过程以及母题的发育生长来把握和考察此类小说的丰富内涵，他认为这是由此类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唐德刚，1997：188）他把作者和版本等问题的考证作为小说研究的主要问题，在此过程中注意考察社会、地域和民众对其的影响和作用，这大大扩大了小说研究的视野，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路数。因此，有学者认为，胡适所建立和运用的“历史演变法”既“打破了此前诗品、文论、小说评点中常见的随意鉴赏和直觉评论”，也“找到了理解文类发展和作品形成奥妙的关键”。（陈平原，1998：210）
但也有学者对胡适的“历史演进法”提出了异议，陈泳超认为第三个步骤“大有商榷之处”，因为“胡适概括的那些演进规律，实在是过于主观也过于简单了”。他评价胡适对传说演变规律的归纳和概述是呈单向的，即“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等等”的单一走向，而未作逆向运作和双向互动。他说道：“胡适总结的那些演变走向，带有明显的从蛮野走向文明的想象色彩，对于其中可逆、双向互动的复杂情形，便容易忽视了。”而究其实质，“恐怕与当时风靡的进化论有密切关系。况且，‘evolutionary’的词意本身便含有进化的意思，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即‘the theory of evolution’，‘演进’只是客观发展，‘进化’则为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当时进化论已远远超过了生物界，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一种有力武器。”（陈平原，2002：69）
陈泳超注意到了“当时风靡的进化论”背景，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胡适在涉及具体问题时所发生的学术偏向的转移。不可否认，胡适确实是历史进化史观的提倡者和推崇者，如前也已提及，然联系到他的古典小说考证的过程来看，我们却将发现他历史的眼光虽然始终没变，但“因时进化，不能自止”的进化观念倒是少有体现。尽管陈泳超也发现胡适在这里的措词为“演进”而非“进化”，却依然强调其总结规律时的“进化论”色彩，并认为是胡适理论隐藏的背景与缺陷所在。这样的评述似乎有先入为主的理论成见。
其实，胡适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探寻故事演变的逐个过程，却并没有像他在阐释中国文学史那样强调文学的发展始终是朝进步的方向前进，强调因时递进的发展规律。谈到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句，依笔者之见，进化论与其说是胡适的理论主张，毋宁说是他文学革命的武器和策略。从文本看，对于故事的逐个演变过程，胡适并未做什么孰高孰下之评价，“包公故事”，“李宸妃的故事”，“西游记故事”等等都是如此。胡适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由进化到演化的眼光转变，致使其考证小说的学术路向也就发生相应变化。所以，陈泳超从进化论出发，对胡适方法论的指责与文本事实不尽吻合，诸种读解不切合其方法理论及具体运作的实例研讨，存有一定程度的误读。实际上，胡适的第三个步骤只是概括民间文学由粗野到文明等演变的一般规律，并未将其绝对化，即只可以由神变人，亦无由人变神，或神话变史话，而无史话变神话。事实上倒恰恰相反，胡适很在意史实在传说过程中所渐渐添加的神话色彩，这从他的很多诠释中可以见出。在《〈三侠五义〉序》中，他论述到李宸妃一案在民间流传中被添枝添叶，以讹传讹，乃至“渐渐地失掉本来的面目，渐渐地神话化”。（胡适，1988：1186）《〈西游记〉考证》中，他又谈到玄奘取经的故事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件极伟大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传播，和一切大故事的传播一样，渐渐地把详细节目都丢开了，都‘神话化’过了”。玄奘的很多事实，本可作理性的解释，但“后来佛教徒与民间随时逐渐加添一点枝叶，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换平常的事实，这个取经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话化了”。（胡适，1988：891）
还有被胡适称之为“箭垛式的人物”，在民间流传过程中被不断添加神化，如历史上的包拯就是个例，他大概有断狱的侦探手段，然“民间流传，愈传愈神奇，不但把许多奇案都送给他，并且造出‘日断阳事，夜断阴事’的神话。后世佛、道混合的宗教遂请他做了第五殿的阎王”。（胡适，1988：1176）由是观之，尽管胡适取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但他在具体的小说阐述中并未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单一的、简单化的理解和把握，他只是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取一种历史变迁的眼光去诠释故事演变的整个过程。笔者以为，胡适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南辕北辙，既有其策略方面的考虑，也有其学术兴奋点的因素，胡适在小说考证的过程中，引发他兴趣的不是文学本身的变迁，乃是文学流变背后潜在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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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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