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俊究竟为何人,历代的文学家争议颇多,认为或为帝舜,或为帝喾,或为帝尧,或为少昊等。我们的注意力应集中在帝俊的内涵上,即他究竟是何种信仰文化形态的代表。前面已多次提到,良渚文化的特征是以鸟(日)信仰为基础的,他与传说中的帝俊及子民的鸟(日)信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良渚文化中显示权威象征的统一的神徽像,头戴插满鸟羽的放射状羽冠,脸是方形,五官如人,而身体布满羽毛纹,四肢关节处又饰鸟头鸟翅,是为鸟爪,显然表示的是一位人面鸟(日)身的有神性的首领。他是谁呢,考古界有不少猜测,我以为他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著名人物帝俊。一位在《山海经》中赫赫有名,却在历史上突然消失的英雄。而他的消失,与4000年前良渚文化在太湖流域的失落但在其他地方出现,几乎是同步的。
《山海经》中帝俊的臣民部属,都以鸟(日)为信仰对象,良渚文化从浙江余杭的反山、瑶山、江苏草鞋山、上海福泉山各地文化遗址发掘的遗物看,也都以鸟(日)为信仰的对象和权力的象征。
在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珍藏着三件闻名于世的鸟形玉雕,雕刻精细,顶部有一长尾巴鸟,下部连着一收腰凸项长方形,中间都饰细刻纹。其中一件在底边上附有一上翘的弯月形,有两件的鸟足与长方形图案中间有一花。据上海自然博物馆鸟类专家鉴定,三鸟可分为鸦、鹊、鹡鸰三个品种。1988年,上海福泉山遗址的一座大墓出土了一件鸟形玉器,扁薄形,鸟脚以下已经残缺,酷似佛利尔玉璧上的鸟形。将此器按佛利尔图形复原后,器形规整,结构得体。它们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以鸟为官职或氏族标志的一种鸟符。传说中的帝俊部属,不仅以鸟为标识,而且常以“使四鸟”作为部属之间的特征。这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得到印证。余杭反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扁方厚重大玉琮,除神徽像外,两侧、上下左右共有四鸟的雕像。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玉琮,饰纹抽象的神徽像四角,共有相向之四鸟。这两组四鸟像,与《山海经》中一再出现的帝俊部属“使四鸟”的标志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这是传说中帝俊及其部属历史存在的最过硬的佐证。
五
现代考古证实,4000年前,良渚文化主体在太湖流域突然消失,但与此同时,长江以北,江苏海岸青墩、阜宁陆庄、涟水三里墩、新沂花厅,安徽定远山根等地,以及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陶寺类型文化,和以后的夏商文化中出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可以证明良渚文化的主体北迁了。此外,远隔千里的岭南石峡文化晚期墓葬中出现了与良渚文化一致的玉器与陶器,这表明良渚文化的先民也迁徙到了那里。
良渚文化的迁徙,与帝俊部族及子民的四处出现,在时间上和文化形态上可以说是大致相当的。太湖地区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上有一层淤泥或泥炭,不少遗址至今还被淹没在湖泊下。当地不少民间传说讲到地陷、水淹毁灭人类的事情,恐怕是远古洪水神话在后世的变异,反映了先民们遭受大自然肆虐后遗留的痛苦记忆。
事实恐怕也正是如此,研究自然史的学者,已经证明地球在距今4000年左右有过一次自然灾害集中爆发的异常期。在短短一二百年内,特大地震、百年不遇的水旱灾频频发生。我国口耳相传的神话中,曾忠实地记录下这段恐怖的景象,《淮南子·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熞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天文训》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矣。”
帝俊的部族,据《山海经》记载,原本在南方。《大荒南经》云: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
帝俊的妻子娥皇、羲和,都为东南沿海、江海边的女性。他的另一个特征是使四鸟。荒古时的一些传说人物,如黄帝、颛顼、西王母、少昊等等,都生活在北、西、东各个区域,唯帝俊,东、西、南、北都有他的足迹和身影。
如东方,《大荒东经》云:
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司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女生,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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