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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史诗研究
巴·苏和《古老的文学经典，当代的理论阐释——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概述》[18]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力作。《江格尔》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江格尔》研究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它仍然是活态的。蒙古族《格斯尔》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异文研究、史诗传统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江格尔》和《格斯尔》以外,已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有550部以上。我国学者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10部专著。这些专著比较深入地探讨这两部史诗,尤其分析了史诗的产生和流变规律。同长篇史诗的研究相比,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就也比较突出。
旦布尔加甫《汗哈冉贵——卫拉特英雄史诗文本及校注》[19]为史诗文本的科学整理本。《汗哈冉贵》是国际蒙古学界公认的除了《江格尔》、《格斯尔》以外的蒙古族第三大口传史诗集群。蒙古国境内已经搜集有18部长诗，但是大部分为编辑加工的整理本，本书搜集了的中国境内的11部长诗，其中11部为作者亲自搜集的原始文本。全书100万字，内容包括作者在卫拉特搜集的18部史诗口述文本，以回鹘式蒙古文记录，一部手抄本，卫拉特方言的词汇注释3200条，史诗人物索引，史诗艺人演唱曲谱，卫拉特艺人生平简介。旦布尔加甫《卫拉特英雄故事研究》[20]从卫拉特英雄故事的起源、分类、文化内涵，直到卫拉特英雄故事与蒙古英雄史诗等民间文学其他体裁的关系，对卫拉特英雄故事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系统研究。专著向人们展示出卫拉特英雄故事是丰富的文化载体。在卫拉特民间文学的纵向发展序列中，英雄故事是神话传说、原始信仰向英雄史诗过渡的中间环节。在卫拉特民间文学横向联系中，英雄故事又成为支撑庞大的英雄史诗群落的广阔民间文学海洋中的主要基础。该专著作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最初于1998年完成，全书20余万字。本书的独特贡献是提出了英雄故事在蒙古口头文学类型学上的地位，纠正了国际学术界将英雄故事归类为神奇故事、英雄史诗、神话故事的错误，科学地证明了英雄故事是蒙古口头文学的一个独立了样式。该书是以作者亲自搜集的95个长篇英雄故事为基础的，在资料发掘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者按照民间文学故事类型的分析方法，将卫拉特英雄故事分为单情节英雄故事，即英雄的婚姻、结义、征战和复仇这几个主要类型。串联复合型的故事则是上述单故事类型的串联故事。作者还分析了卫拉特英雄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分析了它们所反映的的原始信仰和神话内涵。
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21]以文本分析为基础，探讨了蒙古史诗的程式、母题和篇章组织结构。作者运用程式和母题分类学说，在研究蒙古史诗的诗学方面多有创见。本书对文本背后的史诗隐喻进行的探讨，创造性地揭示了蒙古史诗的文化史的意蕴。程式化的诗歌语言、类型化的母题和篇章组织结构，这些都不可否认地来自于一种不可琢磨、难以企及的古老传统，因此，本书表明了正是史诗的内容决定了看似永恒的艺术形式这样一种根本立场。本书对史诗语境的关注，表明作者试图超越一般专门家的偏执，他借助于田野调查的第一感受，借助于蒙古史诗丰厚的地域传统，在史诗与神话、史诗与历史等多重纬度上，展示了蒙古史诗传统的深邃和博大，提出了许多大胆的假设，为今后的史诗研究开拓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仁钦道尔吉《论家庭斗争型史诗》[22]认为，家庭斗争型史诗是蒙古史诗的一种独特的类型。尽管它比早期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晚形成，但是它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认识价值。家庭斗争型史诗具有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情节结构和新的人物形象，并继承和发展了古老的英雄史诗传统，它在蒙古史诗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于长军《宏伟史诗千古绝唱——从音乐人类学视角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演变》[23]认为，史诗是在祝赞词、诗歌、叙事诗（或故事）、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蒙古族传统音乐中一种较为古老的独立的民间音乐艺术表演形式。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共有157部长诗及异文，约19万诗行。绝大部分篇幅是韵文体（便于艺人的演唱）；其题材在延续了远古时期的单篇型史诗和复合型史诗外，还出现了并列复合型史诗；内容均是赞美英雄，揭露恶魔贪婪、残暴、丑恶面目的情节故事；曲调优美，有唱有白（讲述），边演边唱；伴奏乐器有陶布舒尔琴（二弦琴）、冬布拉（三弦琴）等；演唱没有特别严格的时间、地点和环境限制；结构为多章式，各章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主要人物贯穿各章；在情节进行中穿插大段的祝赞词和诗意的描绘，如对大自然的美好、妇女的美貌坚贞、骏马的雄健神速，以及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都有大胆夸张的渲染和浓墨重彩的描写。旋律以宣叙性为主，节奏整齐；在调性上，常用宫调式和徵调式。
2006年9月11日至15日，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美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5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加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中国·新疆《江格尔》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实地考察以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人为主的《江格尔》传承情况。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江格尔》史诗研究，共收到论文50余篇，内容涉及《江格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和保护问题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流传和变异研究，《江格尔》史诗的当代接受和传承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化研究，《江格尔》史诗的文本研究。《江格尔》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史诗之一，主要流传于中、蒙、俄三国卫拉特蒙古人中。自1802至1803年间，德国旅行家贝尔格曼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中发现、记录并发表了《江格尔》两部长诗的转述本至今，《江格尔》研究已经有200年的历史。我国曾于1988年和1996年两次召开《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考察期间，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举行了《江格尔》文化宫奠基仪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布克赛尔《江格尔》田野研究基地挂牌仪式、江格尔奇村命名仪式、江格尔奇培训基地挂牌仪式和著名江格尔奇加·朱乃80大寿庆祝仪式，展示当地政府在保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决心和为此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此告诉世人：在这里史诗是活态的。
朝戈金指出，通过对《江格尔》的深入探讨，我们应当能够为国际史诗学界研究提供我们独特的理论思考，做出我们应有的学术贡献。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期。从国际社会到国内，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日益高涨，一系列举措正在落实。对于《江格尔》的抢救、保护、传播、研究和振兴的工作方兴未艾。我们正在尝试新的保护模式，这就是“在地行动”。我们不仅仅讨论学术，我们还要推进具体的保护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政府引导、学者参与，由地方民众和歌手共同加入进来的一个全方位推进保护民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这样的遗产已经被人类的知识结构、知识框架和一般的民众观念忽略太久，它们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就是这样一个我们思考的样本。地方政府不仅关注民间文化遗产，而且还有非常具体的举措来推进保护措施，这是让我们感到我们的事业有前途的一个原因。这种基于保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工作模式，必将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直接的推动作用，必将成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有益尝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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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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