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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史诗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这是因为相对于汉族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蕴藏丰富，尤其以口传的长篇叙事诗歌和史诗最具民族特色，流传地域广阔，传承时代悠久，与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认同联系紧密，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力量，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我国北方民族以英雄史诗见长，藏族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被学界并称为三大英雄史诗，其中《格萨尔》史诗有近千年传承历史。南方傣、彝、纳西、哈尼、苗、壮等民族的史诗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其形态古老，类型多样，与民间仪式生活交织在一起，至今仍然具有文化凝聚力量。[1] 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近200年来民俗学的发展推动了史诗研究，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众多现代学科的建立，也为史诗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不断开辟了新的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当代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中又发现了大量的活形态的口传史诗，正所谓言史诗不必称希腊和罗马。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史诗的学理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这主要是由于学术史上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不很重视，甚至存在一些偏见。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的现代化建设，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它的珍贵价值。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保护的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格萨尔》研究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约有千年传唱历史，迄今已记录有约 120 部，100 多万诗行，2000 多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代表着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艺术成就。2006年国内《格萨尔》史诗研究，从史诗的起源、发展、传承、流布研究，到史诗表演、创作以及文本分析、艺人研究等，都有新的探索。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仍然继续推进，更加科学和规范的史诗文本陆续问世。
西藏史诗说唱艺人不仅较早被学界所关注，而且还因为不断有新的艺人被发现而成为研究的热点。角巴东主《〈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2]将《格萨尔》艺人进行分类介绍，作者在以前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将史诗艺人分为7类：神授说艺人、撰写艺人、圆光说艺人、吟诵艺人、闻知说艺人、传承说艺人、掘藏说艺人。同时对每类艺人的特点做了介绍。作者还分析了《格萨尔》神授艺人苦难生活经历与超凡的记忆能力。边巴占堆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斯达多吉》[3]一文，通过作者调查出身于著名已故《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家乡的年轻艺人斯达多吉，指出和其他任何神授艺人一样，他经历过苦涩的童年，又有过同样神奇的梦。所不同的是这位出生于1990年的艺人，目前还在中学读书，成绩一般。而当进入说唱《格萨尔》的状态，他却呈现出了一个优秀艺人具有的所有品质。现在他自称能说唱18部。边巴占堆的《试析〈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与其说唱的〈格萨尔·天岭卜筮〉》[4]重点介绍了著名说唱艺人扎巴的事迹，尤其介绍了西藏大学录音、记录、整理、出版扎巴说唱本《天岭卜筮》的情况。论文用很长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天岭卜筮》的故事情节和其琅琅上口的民间语言特色。论文还讨论了《天岭卜筮》中古代藏族社会通过姻亲关系发展壮大部落和部落举行的各项比赛活动等。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5]《格萨尔》史诗说唱前举行的仪式实际上是艺人举行的降神仪式,其文化根源在于史诗的巫文化特征。史诗产生的时代、史诗的内容构成、史诗的功能决定了史诗的巫文化特征,而史诗流传带的宗教文化背景则决定了该特征能够在史诗传承中得以保持。所以,说唱史诗前举行的降神仪式可视为史诗巫文化特征的表象和史诗巫文化的延续。另外，也有人从艺人说唱《格萨尔》史诗的音乐特点入手，进行了其演唱技巧、曲式的研究。如仓央拉姆《〈格萨尔〉音乐演唱法初探》[6]，王力、张春梅《浅析〈格萨尔〉说唱音乐的吟诵性特点》[7]等。
《格萨尔》造像、舞台艺术研究。岗·坚赞才让《〈格萨尔〉石刻艺术的调查与思考》[8]一文中，介绍了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与石渠县的石刻《格萨尔》艺术。经作者调查分析，《格萨尔》石刻艺术的出现是近300年的事情，它的兴起与当地地方文化背景和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有关，如丹巴县莫斯卡石刻《格萨尔》艺术的发展与果洛德宁玛派高僧钦则有关。在本文中通过调查研究，作者提出了一个保护这类《格萨尔》史诗文化的观点——生态保护。生态保护即以传承当地《格萨尔》文化为主而不应该走向另类的改变民间文化特性的方向。石硕《雅砻江源奇观——石渠松格玛尼石经城》[9]一文，介绍了作者对石渠县玛尼石的调查。文中介绍了《格萨尔》玛尼石墙名字的来源和作者对石墙年代的推论。曼秀·仁钦道吉《试析〈格萨尔〉藏戏表演》[10]介绍了安多地区发展起来的《格萨尔》藏戏艺术特点。尤其从其舞台设计、故事推演、演员装扮与道具方面进行介绍，作者认为舞台剧的表演既吸收了传统艺人演唱的特色和藏族其他文化特色，同时它还借用了其他民族的表演艺术特点。
史诗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内涵研究，表达了人们对史诗产生时代进行追溯的愿望。索南格勒《试析〈格萨尔〉史诗中格萨尔幼年名号‘觉如’与成年名号‘格萨尔’的含义》[11]认为，不论从世界其他民族与藏族古代社会来看，每个人有多种称呼：如爱称、族称、大名、小名等，而“觉如”一名正是牧区藏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即他们习惯于从孩子的长相、肤色等方面起名字。“觉如”一名正是与格萨尔幼年的尖耳朵长相有关。“格萨尔”一词则与民间谚语和艺人的解释来看，反映了格萨尔孤身成为英雄的表现。角巴东主《试析〈格萨尔〉史诗中的魔幻艺术》[12]从史诗中自我双方的人物、动物、道具等具有的魔幻变化特点出发，指出这些特色不仅有益于史诗的思想内容，也有助于大众的阅读，还为史诗的艺术表现增色不少。铁国花《试析〈格萨尔〉史诗中反映的古代藏族部落的议会制度》[13]从史诗中反映的部落大会的等级、召集人、开会办法、会议地点、会议性质以及会议内容方面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史诗中反映部落会议与其他原是社会的部落会议具有非常相似的特点，同时作者认为，藏族的部落会议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讨论战争与选定小部落长，而从形式上来看，座位有等级差别，但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参会能力正在加强。桑杰措《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的伦理道德观》[14]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作为人类社会的善恶标准和行为规范, 存在于任何时代、社会和民族之中。《格萨尔》史诗以其丰富的资料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的伦理道德观。班玛扎西《藏族〈格萨尔〉与土族〈格萨尔〉若干母题的比较研究》[15]从“神子降生”、“求婚”、“称王”三个母题出发，进行了文本比较。作者通过两个民族的地缘关系、历史文化和宗教特点，解释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异同问题。从过去《格萨尔》史诗研究的特色来看，从母题入手企图解释《格萨尔》史诗所拥有的藏族文化底蕴的研究早在80年代就有学者作过尝试。
学术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索南卓玛《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状况概述》[16]，作者在吸收了我国学者介绍国内外《格萨尔》研究成绩的基础上，进行梳理、总结和补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特别对近年来我国学者的重要成果给与了重点介绍。除了上述研究领域以外，也有人从《格萨尔》史诗的语言方面、学科建设方面以及《格萨尔》史诗与其他世界史诗的比较方面进行了研究。王国明《土族《格萨尔》研究历程》[17]介绍了自多米尼克·施罗德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青海调查记录土族《格萨尔》开始，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王兴先与杨恩洪进行了开掘，直到20世纪末作者本人得到王兴先等人的提携开始录音、记录土族《格萨尔》史诗，这项工作历经多重磨难，终于取得了目前喜人的成果与研究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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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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