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域外史诗译介与史诗传统的比较研究
史诗传统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年的研究方向。熊黎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 [60]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只有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相类似, 是天上→地界—天上的圆形结构, 《玛纳斯》呈半圆形结构, 即英雄在人间诞生→立功→牺牲→死而复生结构; 《江格尔》中英雄在不同的章节中与不同的敌人斗争, 人物是中心, 串起时间和不连贯的事件, 可视为串珠型结构。类似的探讨还有张彬《东西方民族的英雄颂歌——<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王>比较》[61]。
史诗作为一种文类在我国的许多族群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汉族有无史诗,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论者普遍认为这与汉族史官文化发达较早不无关系。彭恒礼《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62]指出，作为族群的一种集体记忆, 史诗的形成与族群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族群记忆的多元化和以书写记忆为主的存储方式,以及汉族知识分子对民间口头记忆的消解和重构是导致汉族族群未能形成史诗的主要原因。杨兴华《史诗阙如与文化垄断》[63]汉民族虽然不乏作为史诗基础的早期叙史歌谣, 但却没有发育出典型的民族史诗。究其原因, 关键在于官方文化垄断使叙史歌谣丧失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民间自由说唱这一文化环境。
在我国，史诗研究一直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对于希腊史诗的研究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我们今天对于史诗的学理认识也主要是从外国文学研究中获得的。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64]中译本在我国出版，这部史诗又称“第五吠陀”, 在印度享有神圣地位。由于体大事繁, 括罗宏富, 举凡宗教、哲学、历史、政治、军事、外交、伦理、天文、地理、民族、语言、传说、神话、寓言、族谱、民谚、仪礼、习俗等无不涉及, 它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古代印度的百科全书。汉译《摩诃婆罗多》分六卷出版。每卷正文前有导言一篇, 介绍该卷主要内容, 同时进行简要评析。《摩诃婆罗多》成书以来, 不仅对后世印度人的信仰生活始终发生着重大影响, 亦为其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学创作, 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丰富源泉。史诗汉译工作的完成, 为中国的印度学研究贡献了第一手的基本资料, 在中印文化交流上也无疑是一桩盛事。[65]黄宝生《〈摩诃婆罗多〉导读》[66]为这套六卷本的大史诗撰写了前言、各篇导言和后记。作者在后记里对我国史诗研究的现状发表了具有学理性的见解。肖明翰《〈贝奥武甫〉中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的并存与融合》[67]指出，自盎格鲁- 撒克逊人于6世纪皈依基督教后的几百年里, 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并存的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 一直处在矛盾、冲突、相互影响并逐渐融合的动态关系之中。《贝奥武甫》是古日耳曼民族最杰出的英雄史诗, 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 史诗作者将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成功尝试, 为在两大传统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并促进它们的融合, 表现出了高度的宽容、深刻的历史意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史诗还以英雄战魔怪的传奇观照盎格鲁- 撒克逊社会, 谴责仇杀和战争,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李伶俐的硕士论文《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与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的拜占庭社会》[68]介绍了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的主要内容，并探讨了史诗所依据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型。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Digenis Akritis）以拜占庭人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作为历史背景，以瓦西里二世为历史原型，集中地反映了那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社会风貌。作者结合史诗有关内容，叙述了拜占庭的宗教信仰情况，阐述了它对帝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并谈及异端活动的情况。通过对史诗中有关情爱经历的描写，透视出拜占庭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并对其产生根源进行了粗略分析。卜伟才《试论〈埃涅阿斯纪〉的历史意识和英雄观》[69]、赵蕾莲《〈尼伯龙根之歌〉——一部伴随德国历史沉浮的中世纪英雄史诗》[70].、邓亚雄《〈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71]、张雪扬《论东西方民族史诗内容及审美心理方式的差异》[72]、王景迁《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论析史诗与神话的辩证关系》[73]等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古欧洲的史诗作品，把史诗研与民族历史的沉浮联系起来研究，凸显了人文精神的历史内涵。
刘宗迪《归来的歌手——〈故事的歌手〉读后》[74]向学术界再次推介史诗理论的经典之作《故事的歌手》[75]。正如20世纪的诗人如庞德扩大了史诗作为文类的界限，20世纪的批评家从鲍勒(C. M. Bowra )、蒂里·亚德(Tillyard)到路易斯(C. S. Lewis)， 寻求一种分类学的框架或类型学，将原创的或口传的史诗与拟制之作或书面文学的史诗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对于口传史诗的调查从南斯拉夫开始，帕里(Milman Parry)还有后来的洛德(Albert Lord)，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对以下地区的口传材料的研究，如阿尔巴尼亚、土耳其、俄罗斯，以及非洲波里尼西亚、新西兰、美洲，本世纪初开始的对中国和日本史诗之研究已经很兴盛，非洲史诗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由此可见，中国的史诗研究期待着与世界史诗研究实现更高层次的对话。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