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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事诗、故事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鹅处女型故事”以及傣族叙事诗《召树屯》的渊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王青《天鹅处女型故事渊源再探——兼谈〈召树屯〉的情节来源及其传播渠道》（16）提出新的看法：天鹅处女型故事最早记载于印度文献《百道梵书》（公元前10—7世纪）中，故事中的人物可上承到《梨俱吠陀》，但其中的“羽衣”情节则是中国的独创。《召树屯》渊源于佛教说出世部和说一切有部的律藏文献，通过南传佛教从泰国流播到西双版纳。中原地区对叙事诗情节也有一定影响。相关的研究文章还有彭松乔《禁忌藏“天机”——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意蕴的生态解读》（17）、刘目宾《傣族叙事诗〈召树屯〉产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18）等。
近年来，关于中华各民族叙事诗、故事等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提供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一些书评对此作了评介和总结。韦坚平《开阔的视野 细致的比较——评鹿忆鹿〈傣族叙事诗研究〉》（19）评介了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鹿忆鹿的成果。文章指出，作者把傣族（广义的）叙事诗放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圈、古代百越民族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及其他异质文化系统的大背景下进行广泛的文化比较，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众多作品中傣族文化与他种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情况，富有开拓意义。如对阿銮类型叙事诗进行类型学比较研究时，发现不少作品可以分别归为“蛤蟆儿子型”、“天鹅处女型”、“蛇郎型”、“百鸟衣型”等，从而认为，这类叙事诗不仅仅是讲佛祖55代的经历，也具有中国民间故事等的共同要素；《巴塔麻嘎捧尚罗》里“神果园中绿蛇诱使两个贡曼神偷吃仙芒果”等情节与《旧约·创世纪》中伊甸园亚当、夏娃故事雷同，作者根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论傣族诗歌》相关资料以及傣族原始宗教、佛教发展情况得出结论：前者是受后者的影响而后加进去的。刘晓春《增强民间文学研究的学科对话力量——以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为例》（20）谈到此书的特点，一个是联系文化内涵探讨故事的形式结构，不把故事仅仅看作是类型或者母题的堆积或者排列；一个是希望这些来自民众的作品通过学者的阐释重新回到民众之中，增强民众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感性认识和性认识，所以在具体的行文中尽量通俗、精干。文章指出，刘守华教授不断地发掘中国民间故事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影响等等，开拓了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历史传承等领域，展现了中国民间故事蕴涵的深厚文化价值和独特魅力，显示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学科渗透力量。此类研究很给我们以启迪。
刘亚虎《南方民族叙事形态的“欲求”因素与人物结构》（21）认为，南方各民族叙事形态的创作主体或作品里的人物，都表现出一种发自深层的内在欲求。它们是主体创造作品的动机，也是作品里人物外在行为的依据、故事情节发展转变的驱力。南方各民族叙事形态里的人物，由于“欲求”的沾合而形成一定的关系结构，具体角色的置换构成了南方民族叙事形态发生发展的轨迹。关于少数民族故事研究的论文，还有热依汗·卡德尔《析“双角王”类型故事的母题演变》（22）、董秀团《汉族和白族目连救母故事的异同比较》（23）等。
三、史诗研究
世界上的史诗传统是多样的，就史诗这一文类来说，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三个传统背景：全球的、区域的和地方的传统。就人类普世性来说，谜语、谚语、哀歌更具有世界性。以往的史诗研究多以欧洲为中心，中亚、非洲、中国的史诗传统直到很晚才被纳入这一领域。按照劳里·航柯(Lauri Honko)的定义，史诗是关于文化范例的宏大叙事，它是集团认同的表达，通常由职业艺人来演述。史诗本身含纳了多种文类的传统。因此，关于史诗的定义，总是伴随着多样性、具体性与概括性、普遍性的对立统一。（24） 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书写文化和电子传媒》（25）介绍了欧美学者1960年代开始的关于口头文化与文字文化历史分野的大论战。中国学界以往较少关注口头传统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汉字和史官文化早熟，历史思维发达。又由于书面语言与口头表达严重脱节（有声语言和文字表达系统错位），儒家典籍可以依赖字传而不易被篡改。悠久的文字文化使汉文化较少重视下层的或其他民族的口头传统。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决定的。尹虎彬在《作为口头传统的中国史诗》（26）一文中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史诗，这正是史诗学科的未来生长点，他强调从口头传统的文类和文本出发，探讨中国史诗的独特规律。
1， 史诗田野研究: 从学术史的反思开始
中国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曾经两度进行民族民间史诗调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这一运动带有国家和政府行为，虽然这期间也有一部分民间文艺学专家的介入，但是，大量的工作是由地方文化官员承担的。我们不能否认这其中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搜集整理过程伴随着对“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倾向。“这一概括是指：某一口头传统事象在被文本化的过程中，经过搜集、整理、迻译、出版的一系列工作流程，出现了参与者主观价值评判和解析关照为主导倾向的文本制作格式。”这一行为的结果表现为，搜集整理者取代了“传承人身份”进行了二度创造，真实的表演情景被消弭了，整理出的文本成为面向传统之外的人们的印刷“读物”。这一情形类似于18、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对待民间口头传统的做法。进入20世纪60年代，当世界民俗学界开始反思这段历史时，问题便出现了。人们发现一个民俗学样式，它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这些问题比研究它的起源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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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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