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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997年联合国发展署关于世界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计划正式启动。其实这个理念不是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斯德哥尔摩1971年宣言中这个观念就已经清晰地形成了，许多年以后，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退化和环境污染，财富分配不公平、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越来越加剧，其变化的节奏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加速。我们尽管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如贫穷和极端主义，生产模式对自然资源的非可持续性的处理模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求相互矛盾等。为什么在35年之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仍然让人难以琢磨？可持续性发展是像今天人们批评的那样吗？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成功是以国民收入来衡量的，那么可持续发展的位置在哪里呢？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不断增长，这就越发让人们更加雄心勃勃，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吗？
巴巴拉·鲍多（Barbara Baudot）认为，我们必须关注人类精神和道德状况，即人类的容忍精神、与自然的和谐精神，我们要取得这样的进步，就要重新审视我们长久以来所倚重的基本价值观念。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经济基础，当发展到了极限，增长便成为负面的，其表现就是环境代价和生活成本。乌托邦对于今天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无止境的利益追求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贪婪被满足了，但是社会服务和教育的价值被低估了。李强提到，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中国化的理解。中共中央去年开始使用和谐社会的概念。（黄平插话：国内讲和谐，国际讲和平，与自然讲和睦。）还有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政府和老百姓关心的主题。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改变了这个社会。其特点是强调市场和效率，经济发展快，从去年经济普查来看，27年里GDP 9.7%超速度增长。中国27年的发展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也带来巨大问题和挑战。从可持续发展来看，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是环境压力，二是能源和水的短缺极其严重，三是社会关系的紧张。我们需要制度创新来实现新的发展模式。
崔松和作了专题发言。他指出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和能源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紧张和地区冲突，迫使我们不能用旧有的政治、经济利益来看待或解决问题。政治霸权主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等，都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跨国的合作，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些非常重要。他希望在这个方面研讨会能提供机会，使不同学科的专家进一步合作，促进东北亚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杜维明指出，现代启蒙主义倡导的理性原则，忽视了人的存在状况，哈贝马斯就是个例子。自然这个要素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整体上并未占据应有地位。自然和人类精神，是我们探讨和谐社会的两个维度。这个方面与李强讲的问题有关，即环境的巨大压力，在文化的世界中则是伦理的智识和信任危机问题，腐败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主要问题。我们要学会与这些问题共存，而不是奢望有彻底解决的办法。我们面临观念的大变革。美国的单边主义者，或者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说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他们都不会给予我们任何希望。
吕贝尔斯指出，利用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发展，现在可以说中国是成功了。但是腐败问题还是威胁性的问题，你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必须解决腐败问题，腐败是失去人性的。第二，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化给世界带来的好处，我们要超越启蒙理念，我们还要追求普遍价值，来分享共同的价值，动员人民，全球化面临伦理的挑战，即人类与自然、与地球的关系，我在许多场合的发言中，围绕《地球宪章》的发言，都提出这个阶段是要动员人民，超越一般的对于启蒙价值系统的认识。
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多民族国家中展开的，也是在文化遗产变得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展开的。未来的方向是生态保护和新兴产业共生，经济、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朝戈金、雅克·鲍多、龙安志（Laurence Brahm）的发言使我们感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成为人类不可再生的智慧之源。今天，文化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把经济建设、传统文化保护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口号提出，体现了国家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念。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即人类学所记载的一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已经在不足百年的现代科技的进步之中迅速消失。近代以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是与接受和引进西方的学术以及教育、政治制度相关联的。我们的世界观是工具理性的、实用的。我们曾经很自信地谈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科学与愚昧的冲突。但是，今天看来，事情并非这样简单。文化的选择不像科学活动那样，最终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了，我们为之生存的自然界却逐渐恶化。世界变得空前发达了，种族之间的冲突却变得更加复杂。科技文明的进步不会保证我们在人文视野上也会同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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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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