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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社会公正为晚近的新概念，以前没有界定。各种文化传统在谈到公正时往往没有科学的界定。社会公正的概念起源于工业化出现后，起源于工人阶级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这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达到高潮。社会公正这一概念随着时间而变化。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宰地位，使得要求公正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微弱了。我们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公正的概念上，但是，我们理解的社会公正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公正。社会公正的概念应该是各种要素的平衡中产生的，社会公正的概念应该完整。康拉德·雷泽尔指出他所理解的公正，是保持正确的关系。我们谈到和谐社会，这是指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正确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是和谐的关系。平等和公正是基本的价值观念，它们是我们在现代性的反思中树立起来的，这些价值观念也应该统辖我们正在投身其中的现代化过程里，它也能为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我们希望这些价值观念也能够运用到其他的领域，比如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这些都需要重新反思和界定。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现代性的后继人。
雅克·鲍多认为过去30年来世界范围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现在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社会公正作为话语在国际上越来越弱了，也没有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雅克·鲍多提醒人们也要注意到，在过去的30年里，在平等的程度上是有进步的。妇女政治地位，少数民族地位的提高等都有些进步。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度等，都有所进步。他强调社会公正是必需的，它已经延伸到国际社会。社会公正可以平衡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可以平衡超级霸权的力量，非政府组织等可以成为与这种全球化过程相抗衡的力量。当然，社会公正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它必须与建立和谐社会，与新的人道主义观念相结合。社会公正本身不是先在的（social justice is not given），需要大家努力，需要人们对个人和社会有所认识，它是对个人和社会需要的满足。社会公正最终反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本质。
萨阿德·纳基认为，公正是现代化的支柱。公正包括宪法、民法和刑法、政府机构对于人们基本权利的保护，保证人们的财产不受侵犯。有法必依，保证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受到与法律条文相符的保护。还有必要的制衡措施，我们有时要对政府的法律提出挑战。人们的收入是根据各自的能力、效率成正比的。这也就是公正，它适用于所有的社会。
卢风指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异，是对贪欲的认识。创新的动力，进步的源泉是现代社会对贪欲的理解。（以前认为它是洪水猛兽）我们的价值体系中把金钱、财富当作最高价值，对它的追求是死而后已。传统的儒家不把追求财富当作最高目的。现在物质主义、经济主义的价值取向一定要修正、要克服，要靠儒家的帮助。儒家赞天地之化育反映了人与自然有着动态的关系，这对我们走出现代性困境有所帮助。
景天魁的讲演集中探讨了社会公正与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主要探讨它是否应该成为主题、能否成为主题和如何成为主题。对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而言，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于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都是不言自明的。若社会公正成为世界的主题，则会改变人类面临的这种危机。但是，实际情况令人悲观,因为追求经济增长和利益符合人之本性，也和社会制度相符合；社会公正的支持力量很微弱。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追求很难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分化后的中下层不仅失去经济利益，也失去了话语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很有限，尤其中国的NGO很不完善，所以其促使政府转变的能力很弱。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只有期待人们的意识的逐渐转变，期待各种危机所导致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剧变。潘维从比较政治学角度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认为它是基于社会结构、社会意识而形成的。这样优秀的政治体制延续了2000年，只有朝代的变迁，没有体制的改变。革命没有割裂历史，社会价值观没有改变，政府依然是靠绩优原则。但是，中国进入现代历史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导致了政治腐败。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在现代化的压力下要求变革。咨询型政府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但是，它却不是中国的传统。
参与讨论的学者认为，公共空间，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公正具有紧密联系。吕德·吕贝尔斯指出，没有公正很难走向和谐；国家应在其中起作用。要从全球化的现实考虑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存在和作用。要重视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以下两位的发言至少说明，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作用以及它与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关系等，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康拉德·雷泽尔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世界基督教联合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秘书长。他说，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士，认为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峰会的主旨，是探讨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世界层次上的非政府组织，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说，非政府组织与文化和社会多样性关联很大，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是发达国家主宰的，基本的哲学理念则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基础的，就文明对话的意义来说，非政府组织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不清楚。但是，肯定地说，非政府组织是对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挑战，要求重新审视政治程序和政治构造，同时，人们应该思考公民社会的含义是什么？不能把公民社会简单地等同于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为公民社会的一种特别的表达形式，而公民社会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体察和承认有关社会生活的表达，应该把公民社会与政治的公众 (political public)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经济生活和经济构造区别开来。公民社会寻求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与政治的逻辑不同的，也与经济的逻辑不同。看起来我们的兴趣是文明间的对话和文化对话的问题，公民社会是使文化得以繁荣的合适的场所，公民社会保持了使各个人类社会组织凝聚起来的各种要素。总之，强调公民社会表明了一个维度，在这个全球层次上讨论文化对话的场合，对非政府组织的估计趋于过低，因为这个问题受到经济和政治构造对这类事务的态度，我认为公民社会的诚信是公众的基础，而这对公民社会或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萨阿德·纳基提供了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数据。埃及的事实表明，从政府的角色来说，非政府组织并不受欢迎，只有政府批准才有非政府组织。
人们谈到西方现代化的内部驱动，都讲到其内部和谐的形成，但都回避其内部的血腥和暴力，这是不现实的。国家内部的分歧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寻求全球对话，也不要忘了一国内部的和谐。要重视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我们现在并没有全球性的、特色鲜明的公共空间。民族国家的宪法可以保证公共空间的存在吗？我们需要和谐关系，首先要有一个公共空间，才谈得上交流。公正如何可能？通常通过法律手段，执行法律日常程序，法制社会有自己的运行机制和方式。赵汀阳指出，儒家的和谐思想表达了模仿自然界的一种和谐状态，所以，并不是说有差异的东西就有和谐，而是不同的差异碰巧有相互依赖（互益）的性质，才能产生和谐。很不同的东西之间要寻求和谐，则要靠各安其位，要对自然界的等级有个模仿。何以能达到和谐？我们目前讨论的框架也是西方给定的，真正的和谐或许需要重新设计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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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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