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朝两国的政治关系，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而建立的封建宗法关系。因此，它给两国关系添上身份、礼仪和亲情的成分。”[17]清代的中朝文学交流，自然受到这种政治关系的影响，较浓厚地反映出了儒家式的兄弟般的拟亲属关系。但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民族国家”现象兴起，并且逐渐成为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东亚各国也被推上了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为了适应近代世界体系的行为规范和流行于世的民族国家的语境，这一地域的民族主义者调用新的民族主义词语，复活神话中的祖先，重新“叙述”民族的历史。亚洲区域内部的历史观念，其实也受到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的限制。十九世纪的历史，也影响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构造。这一历史记忆的壁垒，成为我们在区域内开展文明对话的困难。在促进东亚区域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抛弃民族国家的语境，也不能被动地等待市场经济体系出现的社会统合效应，所以文明间对话就应该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注释：
[1] 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及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
[2] 柳得恭：《滦阳录》卷下。
[3] 同上。
[4]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
[5]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耳溪诗集序》。
[6]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李参奉诗钞序》。
[7] 陶澍：《印心石屋文集·谈瀛前录序》。
[8] 陶澍：《韩敷山稿略序》。
[9] 陶澍：《韩敷山稿略序》。
[10] 陶澍：《权晶山诗序》。
[11]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
[12] 见龙喜社编《寻诗集·跋》。
[13] 诗见金泽荣《韶护堂集》。
[14]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耳溪诗集序》。
[15] 金泽荣：《韶护堂集·杂言》。
[16] 朴趾源：《燕岩集·卷九别集》。
[17] 姜龙范：《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0年，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