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元身为太史，在当时也有着政治上的苦闷和压抑。《滦阳录》载有他的《寄冽上诸子诗》： “自从别后废吟哦，冽上周旋近若何？几度梦游沧海上，醒来犹自怯风波。”对“汉学士之忧畏如此"，柳得恭报以深切同情，有诗：“燕邸西风吹淅沥，惊看沧海梦中人。”[3] 另外，《滦阳录》还谈到李调元(雨部)被罢官归田事，记录了当时正直的文人对此“诸多愤慨护的情形。柳得恭当时在中国不仅交游甚广而且很有诗名。他的著作被清人辗转抄录刊印。其《燕台再游录》载：“雨部(李调元)诗话四卷……记近事特详，李懋官《清脾录》及余旧著《歌商楼稿》亦收入。中州人遇东士辄举吾辈姓名盖以此也。”

　　乾隆间出使中国的朝鲜著名诗人还有朴齐家、洪良浩、李参奉等。洪良浩，字汉师。有《耳溪散稿》。乾隆间曾两充贡使。其《与友论诗书》中说：“仆尝游中国，见华人诗话言，高丽人好作律绝，不识古诗，使我颜辟。”所以，他的诗“颇多古诗七言，排奡流转，能见其笔力。”[4]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洪良浩诗达十一首之多。其中《入关杂咏》为七言咏史诗。情调慷慨激昂、忧愤深广。诗中“从古明王勤远虑，不如高拱享生平”一句，讽刺唐明皇的好大喜功，颇具劝谏之意。《望夫石歌》为一歌行体长篇叙事诗。它以千古流传的孟姜女故事为题材，诗句长短交错、迭宕有力，感情哀婉深切，很有些唐代诗人的风格。洪良浩汉诗成就由此可略见一斑。

　　二、文人·诗人·官僚——无国界的“印心石屋”

　　乾隆年间在中朝文学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国文人当首推纪昀。他与以上列举的朝鲜诗人都有着密切交往，纪昀除为这些诗人的诗作序之外还常和他们赋诗赠答，离别后仍书信不断。纪昀身为礼部尚书、《四库全书》总篡，在清代学术界有赫赫之名。但他谦虚不浮为人诚笃，与朝鲜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正如他在《怀朴齐家》诗中所说：“偶然相见即相亲，别后忽忽又几春，倒屣常迎天下士，吟诗最忆海东人。”纪昀对朴齐家和洪良浩的诗评价很高。他称赞洪诗：“近体有中唐遗响，五言吐词天拔秀削，七言古体纵横似东坡，而平易近人足资劝戒。无才人之妍媚之态，又民生国计念念不忘，亦无名士放诞风流之气。” [5]就洪良浩诗而论，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辞。

　　另外，朝鲜诗人徐敬德《花潭集》也深受纪昀推重。他认为：“自是(唐)以后，名章佳句多散见于诸书，而全集传于中国者则世罕见。余典校《四库》，自明以来著录者惟徐敬德《花潭集》而已。[6] 但是，今查《四库全书总日》并无《花潭集》。虽然如此，但可见徐敬德在当时的中国诗坛颇有些名气。乾隆朝是中朝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时期。以上列举的朝鲜诗人大都曾数次来到北京，他们结交非常广泛。中朝诗人间的有些交往不仅被清人传为美谈，也为后世做出了榜样。最重要的是开了作序刊行之风，朝鲜诗人的作品纷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赢得较高评价。

　　嘉庆年间又有不少朝鲜诗人出使北京。陶澍对这时期的中朝文学交流起了重要作用。陶澍，字子霖，号云汀，嘉庆进士，官至太子少保，两江总督。卒谥文毅。著有《印心石屋文集》、《蜀輏日记》等。陶云汀与嘉庆年间来北京的朝鲜诗人有很密切交往。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收录朝鲜诗人与陶云汀唱和诗近二十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朝鲜诗人还有权永佐(字晶山)、韩致应(字敷山)、洪羲锡(字骆皋)。权晶山和洪骆皋于嘉庆戊寅(1818年)奉使入京。他们“与陶云汀相遇于琉璃厂，遂与订交，互相酬唱，并以‘题印心石屋’之作征其国中士大夫题咏，辑其为《谈瀛前后录》” [7] 陶云汀为诗集作了序；在序文中详细交待了作者与洪骆皋、权永佐两人相识的缘由及“谈瀛诗册”成书经过。

　　“印心石屋”是陶云汀在北京的诗室，也是主人与朝鲜诗人聚会谈燕之所。陶澍《谈瀛后录序》说：“其时(1818年)随使来者多诣余斋请谒。继而无时不来，求诗求书者踵相接也。且有未来而致书贻诗以相歆者。甚至国中结社，取东坡语名为拟陶诗屋。这种活跃气氛是前所未有的。陶云汀还为韩致应、权晶山诗集作了序。在这些序文中，他一方面回顾了乾隆以来中朝文学交流的历史，指出“中外一家雍容酬答，允为熙朝盛事，非前古所有。” [8]另一方面赞赏朝鲜诗人的文学成就。陶云汀谓韩诗：“诗格冲容，吐属渊雅。”[9] 对权晶山诗他尤为推崇：“大抵晶山之诗洒脱磊落，时有壮思，无委琐龌龊之态。”[10] 对中朝文学交流所起的作用，陶云汀的功劳不下于乾隆朝的纪昀。

　　金正喜是嘉庆年间出使中国的另一位朝鲜诗人。金正喜字元春、号阮堂，有《阮堂尺牍》。他多才多艺，学问渊博，有“海东通儒”之称。“在国中官至侍郎，以抗直屡起屡踬。共分隶画木石竹兰，旁及篆刻。” [11]嘉庆十四年(1809年)金正喜随父入京，在中国认识了翁方刚、阮元、汪喜孙等，甚被推重。翁方刚曾说他好学深思，必有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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