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世纪后半叶，东亚被强制纳入近代世界体系，这不仅促使朝鲜，也促使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者重新确立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文化认同意识。其结果是，今天的东亚地区各国在文化上的相互了解，远逊于各自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东亚地区的区域内文明对话往往比中西或东西文明对话更困难。然而不得不指出，这背离了我们东亚地区各国之间传统的近邻友好关系。

　　古代亚洲国家如朝鲜、日本、安南都曾接受汉语言文学作为传播、吸收中国文化的媒介。中朝文化交流可溯及先秦两汉。而两国的文学交流至唐代始蔚为大观，后经宋、元、明到清代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汉语作为表达的工具，在朝鲜始终没有丧失它的地位。朝鲜从五世纪以来直到李氏王朝末叶，正式的文书记载大都用汉文书写。因此，朝鲜文人对汉语有很高的驾驭能力。这种文字上的相通使得中朝文学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进行广泛交流。出于直接阅读的需要，朝鲜文人大量购买中国书籍，同时还编辑选注中国文学作品。朝鲜文人酷爱中国书籍的热情始终很高，自唐以来各代史书都有这方面记载。如明代，每次朝鲜使人们来北京，皆“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金购归”。[1] 清代则更是如此。中国历代文人也收录、刊行过不少朝鲜文学作品，使它们得以在中国流传。

　　一、“燕邸西风吹淅沥”——两国文人的共同感伤

　　早在唐代，《乐府诗集》中就记载了朝鲜古诗《公无渡河》。而中国人编辑朝鲜汉诗的第一个例子是宋人集成的《小华集》。当然，比较著名的还是明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明钱谦益《列朝诗集》中的朝鲜部分主要得之于这本诗选。此外，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及褚人获《坚瓠集》都收录了不少朝鲜汉诗。这都说明朝鲜汉诗在中国有着久远而比较广泛的影响。中朝文学这种密切交流自然得宜于文字上的相通这一外部原因，但更深刻的渊源在于两国历史文化的彼此沟通。中国的儒、释、道诸学对朝鲜有较为深远的影响。自唐代以来大批留学、出使中国的朝鲜诗人都对中国文化怀着极其钦慕之情。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中朝文学交流不断深入发展。

　　清代中朝文学交流高潮迭起，具有代表性的是乾隆、嘉庆和光绪这三个时期。清代，朝鲜诗人多以使节的身份出使中国。他们交际的范围从朝廷士大夫、著名学者到下层一般文人。而且相互交流的途径比前代广泛深入。中朝诗人多“以书会友”，纷纷订交于琉璃厂书店，作序刊行之风日盛，朝鲜诗人的作品引起中国学者普遍注意；两国诗人常结社聚会、谈燕酬唱并以诗结缘、互赠著作。

　　清代朝鲜诗人与北京琉璃厂有着不解之缘。这里也是他们“以书会友”之地。早在康熙年间，琉璃厂已形成著名的文化街。乾隆年间就更加繁盛：“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有大小书店三十多家。乾隆皇帝为修《四库全书》，调集全国不少文人到北京，琉璃厂成为文人际会之地。清代学者王七祯、“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等都曾寓居琉璃厂。清代出使北京的朝鲜文人，每次都要到琉璃厂购书，并借此机会与中国文人订交。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李德懋到达北京，第三天他便走访了琉璃厂十二家书店，记下—百三十多种预购书目。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朝鲜诗人柳得恭、朴齐家奉使入京，他们在琉璃厂五柳居书店结识了陈鳣、钱东垣，在那里连日约会，讨论学术。此外，聚瀛堂书店也是柳得恭常去读书的地方。其《燕台再游录》记载了那里优雅的环境。

　　柳得恭字惠风，是乾隆年问出使中国的著名朝鲜诗人。有诗集《二十一都怀古诗》、《歌商楼小稿》。其游记《滦阳录》、《燕台再游录》详细记载了他1790年、1801年出使北京的旅途经过和交结中国文人学者的情况。其《燕台再游录》所列交游姓名中，仅“燕中缙伸举人孝廉布衣”就达四十一人。其中著名的是纪昀、阮元、孙星衍、黄丕烈、罗聘等。

　　中朝诗人间的交流并不是简单的官场应酬，而是肝胆相照、心与心的交融。乾隆时期的封建文化达到了烂熟的阶段。一方面在中国学术史上出现了像纪昀、戴震、翁方刚这样的一代人才，另一方面文网严密，政治压迫残酷。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文人迫于时事而谨小慎微，避于政治迫害而归隐奉佛。朝鲜诗人对中国文人这种落魄境况给予深刻的理解和同情。“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在当时腐败的政治气氛中郁郁不得志。柳得恭《滦阳录》记载了寓居琉璃厂时罗聘身心交困的境遇。从他们临别赠答中充分表达了患难与共、惜别之情。罗聘：“才逢欲别意迟迟，后会他生或有期，残月晓风容易散，柳耆卿对不多时。”柳和：“梅兰黄叶若为情，秋风秋雨信马行，记取当年肠断处，罗昭饯别柳耆卿。”[2] 不幸，此别竟然成了诀别。当柳得恭1801年再次来京时，罗聘已于两年前溘然长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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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