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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的应用研究范围和发展方向
除去作为田野调查手段的功能外，有学者从更高的角度提出了影视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问题。邓卫荣、刘静在《影视人类学——思想与实验》一书中，提出影视人类学价值体现的三个方面，即保存和挽救即将消失的文化，拓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资源，以及开展教育(包括专业教育和大众教育)活动。这三个方面既是目前学科应用的范围，也可以理解为学科的发展方向。作者将庄孔韶教授《虎日》影片的人类学实践活动，归入第一个方面，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传统的力量，从而自觉地守卫文化传统。
其实，《虎日》的人类学意义在于提出并解决了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影视人类学片在学术研究领域之外能否具有社会应用价值?1999年，庄孔韶教授发现云南省宁蒗县跑马坪彝族嘉日家族利用家支民间仪式进行戒毒，由此开始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人类学研究，这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首次成功参与到公共卫生实践领域的范例。在《虎日》的课题中，庄孔韶教授从学理性的仪式研究出发，通过人类学影视作品，展示了民间仪式在戒毒工作中的作用。这是影视人类学的一项应用性成果，证明在科学的方法论之外，人类有可能以文化的力量、精神层面的办法作用于原本用医疗科技解决问题的领域。
这一研究的“特殊之点莫过于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本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应用性切入点”，它将人类学知识“转化为为受益人的直接服务”，“从以往民族志电影单纯的对他文化的理解和诠释转向直接的推广与示范，从而亦使当今影视人类学片的摄制目的走向了一个直接应用意义的新的选择”。
在此之前，庄孔韶教授曾将影视人类学研究应用于长江三峡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及其实践的课题中，并获得成功。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影视人类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其效果已在学界内达成共识。
影视人类学对单一民族的研究，在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王红的文章《略论影视人类学与藏学研究》，回顾了影视人类学和藏学的发展，指出影视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把藏学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生产出《仲巴·昂仁》、《轮回与圆圈》等一些藏学研究影视片。文章还提出，要逐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影视藏学。
邓卫荣、刘静的《影视人类学——思想与实验》一书，还提到了影视人类学与都市人类学相融合的新走向。都市人类学的兴起使影视人类学的实践范围得到拓展，而影视人类学也成为都市人类学家开展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有力手段。影视人类学通过对个体生活的纪录，描绘了文化变迁的轨迹。关于妓女流动方式的影视人类学片《流莺》，即属于这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影视人类学近年来还在教育、旅游、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应用研究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总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类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影视人类学在应用研究方面的作用。影视人类学不同于书面研究，它更加注重知识的社会应用，这使它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人类学应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四)影视人类学片的定义、拍摄方法、创作规律和评价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类学者接触较早的人类学片定义是“用影视手段来表现民族学原理的影视片”。在今天看来，这个定义显得过于笼统和模糊，只提出了学科基础和手段，没有涉及研究范围、目的等方面。
我国的影视人类学者经过自己的实践，逐步总结出新的影视人类学片的定义。《影视人类学概论》将其概括为：“人类学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此定义表达了人类学理论原则的指导地位、形成人类学片的方法和手段以及成果的表述形式三个方面的含义，但就笔者来看，此定义在成果的表述形式上仍然显得不够明晰。
陈刚在《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一文中给影视人类学片作了一个更加简明易懂的定义：“人类学纪录片是人们运用影视手段，旨在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研究成果而拍摄的纪录片。”这一定义似乎更加明晰、全面和准确。他还举例分析了对人类学纪录片的三种分类，对定义作了进一步补充。陈刚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人类学纪录片因其目的、制作原则和对“真实性”的不同理解而区别于一般纪录片，从而获得科学研究意义之上的存在价值，人类学片最基本的立足点就在于其科学性。
通过三十年的理论切磋及实践的磨砺，我国大部分研究者已就人类学片的科学性基本达成共识。张江华在《漫谈影视人类学》一文中谈到：“人类学影片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载体，有不同于其他影片的性质，人类学影片是科学研究片……属社会科学范畴。这种影片对内容要求系统深入，解释科学严密，与文艺性质的影片截然不同。”
在影视人类学片的拍摄方法、创作规律方面，学者们通过自己的田野实践，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1994年，张江华发表文章《影视人类学及其影片性质述论》，论述了人类学影片的性质、拍摄原则和范围。1995年，首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收录了詹承绪的《深入调查研究是拍好人类学影视片的关键》以及张江华、庞涛的《略论人类学影片中专题片的价值——兼论几个藏族短片的拍摄实践》。这些文章都涉及人类学片的创作规律，是作者经过多年田野实践后的经验之谈。
在此后十几年中，国内学术界对影视人类学片拍摄办法和创作规律的探讨一直在继续。《影视人类学概论》、《人类学通论》等著作都专门辟出章节讨论人类学片的特征、拍摄原则和摄制技术。王庆玲根据国外的经验，介绍了“观察性电影”、“参与性电影”、现场拍摄选样等人类学影视片的摄制方法，详细阐述了画面、解说等影视元素的运用原则。庞涛论证了快速发展的现代视听技术、数字多媒体技术的技术优势及其在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行性，认为这些在应用研究框架下延伸出的多媒体技术可以更大程度地承担文本论文中论证与阐述的功能。
关于影视人类学片拍摄办法、创作规律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人类学片“客观性”、“真实性”的讨论；一是拍摄者是否要介入被拍摄对象或人群的问题，以及介入程度的问题；一是拍摄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对于已完成的影视人类学片，也有一些专著和论文做了专门研究，但数量不是很多。审视整个影视人类学研究领域，对人类学片的评价研究显得相对薄弱，大多局限在技术层面、内容指向、艺术表达等方面。其实，所有带有记录性质的影视片，其评价标准也都包括这些方面。人类学片既然是区别于其他种类影视作品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影视片，那么就应该建立一套不同于其他影视片评价标准的评价体系，其指向应该包括这样一些方面，如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具有研究资料价值，是否具有深描解释功能，是否具有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功能等等。建立这样一个评价体系，应该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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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文课程资源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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