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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然而，短暂的热闹过后，《山海经》又重归沉寂。由于古代学术传统的中断，对《山海经》的理解与识读变得日益艰难，清代考据学大师们考证的《山海经》地理与神话不仅没有变得更为清晰，反倒显得更加隐而不彰、扑朔迷离。尽管王国维、胡厚宣的发现曾令顾颉刚、杨宽、徐旭生等史学家一度关注《山海经》，今人袁珂更是致力于《山海经》与神话研究，然《山海经》不仅没有得到更充分的理解，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解。现代“史学”与“神话”以及“地理学”、“民族学”的结合，使得各路人马纷至沓来，将《山海经》从远古拉到现代，并对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解释。只要稍微留心一下时下坊间流行的《山海经》书目，便不难看出，《山海经》的解释可谓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在历代大儒与大师们笔下隐而不彰、扑朔迷离的《山海经》，在今天各路“大师”笔下则显得浅易之极。正如刘宗迪所说，《山海经》已成为“妖怪手中的乾坤袋”，“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掏得出”。既然“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掏得出”，“妖怪手中的乾坤袋”就难免不是“垃圾袋”。因此，凡是严肃的《山海经》研究者，首先就面临着“清理垃圾”与“打扫卫生”的难题，刘宗迪在着手写作《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一书时，当然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刘宗迪是如何“清理垃圾”、“打扫卫生”的。
刘宗迪首先指出现代《山海经》研究对《山海经》的误读：“当今之世，关于《山海经》的海外奇谈，层出不穷，争奇斗胜，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竟比《山海经》还要‘山海经’。”误读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因为现代学术传统与古代学术传统的断裂，古代知识分子赖以解释经典的文字训诂之学失去生存根基与土壤，而导致今人望文生义与牵强附会地解释古典；其次，“更由于《山海经》中充斥着‘怪力乱神’之言，自古不被正统学者看重，因此没有像儒家经典、先秦诸子那样得到透彻的解读阐释，古人沉默，恰便今人嚣嚣……”第三，“现在的大多数《山海经》研究者，正是由于缺乏对这一古老文献的整体把握，在各自的先入之见和并不完善的知识背景的引导下，抓住文本中只言片语，武断定论，然后从此结论出发，对文本中的其他记载妄加曲解，恣意穿凿，从而形成了目前《山海经》中游谈无根、众声喧哗的纷杂局面。”《失落的天书》的作者开宗明义即针对《山海经》研究的怪现状痛下猛药，摧陷廓清，横扫《山海经》“研究市场”上冒牌货色——那些望文生义强以为“训诂考证”者、缺乏对《山海经》的整体把握者、知识背景不完善者，闻此皆当揽镜自照，自惭形秽。
然而学术传统的改变非一朝一夕之功，从古代学术传统转变为现代学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历尽艰辛；要返回古代学术传统重新体认古代经典，则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不是真切地意识到现代学术传统与古代学术传统的疏离导致对古代经典的误读，如果不是怀揣对中国文化传统正本清源的勇气、决心与毅力，谁愿意做这种难上加难、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三
荒诞神话与真实地理的虚实杂糅给人带来许多迷惑，不解决《山海经》的神话与地理之源，《山海经》便无法得到破解。
首先是神话。自从晚清以来，“神话”概念从西方引进中国，《山海经》就被理解成中国“神话”的渊薮，“西王母”、“女娲”、“羿”等则被理解为“神话”的“主体”，也就是“神”或“英雄”，对“神话”“主体”所由产生的心理状态、文化原型及历史背景的种种猜测从此便成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永恒问题。由于文献残缺，再加之研究者思想糊涂，因此在解释神话时，各执一端，各呈臆见，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谜底”层出不穷。然而学术研究并非猜谜，它首先必须建立在清晰的概念和合乎逻辑的前提下，就“神话”概念而言，正如刘宗迪在书中谈到“十日并出”神话时指出的那样，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是：“只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有那些强烈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命运的历史事件，只有那些深刻地塑造着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先贤圣哲，只有那些在古人看来决定着这个世界之兴衰存亡的神灵或恶魔，才有可能被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颂不已，才有可能深深地扎根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也就是说，才有可能成为神话。”因此，他认为，“对诸如‘十日’之类的神话奇观，不应仅仅将之归结于某种似是而非的自然奇观就万事大吉，自然也不应想当然地将之归结于古人的想象或虚妄，而应该到人类文化制度中去寻求其形成的契机”。
其次是地理。与神话一样，地理也是人类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从一开始，实为人文现象。然而现代历史地理学往往并不追究地理之初的人文内涵，而纯粹诉诸实证，仿佛地理之名如地理之实一样，生来就是如此。因此“历史地理学的考据很难做到客观公允，反倒常常流于穿凿附会。诸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就足以表明这条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这条路”虽“走不通”，但“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现在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大多是不会回过头去看看当初走这条路的先辈们的起点的，倒是那些未曾走上这条路的人，或许才会看到其真正的起点，这就是“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等概念传达的地理概念之生成。刘宗迪从《山海经》中体认出上古时代地理与原始天文学和历法知识之间的渊源关系，继承了古史辨学派所开辟的历史地理学传统，在地理学的文化渊源研究方面别开生面，从而补充了历史地理学实证式研究的不足。而这一切，又与他在《山海经》一书的地理表象之后发现了上古天文学的“天书”真相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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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9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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