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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算得上是最富神秘性与最具争议性的书。《山海经》的神秘不仅在于虚实相间的山水地理以及与这些山水地理相关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矿产药物，还在于人兽相间的神话人物以及与这些神话人物相关的奇形怪貌、生老病死、杀戮争斗。此外，从郭璞、陶渊明到朱熹等代代相传关于《山海经》古图的传说以及《山海经》为古书的传闻也增加了《山海经》的神秘性。《山海经》的争议则体现为历来言《山海经》者皆针锋相对，一则言其真实可信，一则言其荒诞无稽；言其可信者奉其为考古之典据，言其无稽者则斥之为小说家言。
从古至今，关于《山海经》“可信”与“无稽”之争一直伴随着《山海经》在学术史中跌宕沉浮，从而使得《山海经》与中国学术史结下了不解之缘。罗志田敏锐地发现，“如果详细重建《山海经》在历代学者认知中形象的演变这一长期历程，以该书为一面镜子来映照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其内容究竟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的态度之变化，应能对中国学术史甚至思想史产生不少启示性的认识”。[1]正如罗志田所说，早在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就面临着《山海经》的处理问题，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然而第一个为《山海经》作注的晋代学者郭璞却以《竹书纪年》证《山海经》，明“《竹书》不出，则《山海经》几废”，此可谓“双重证据法”在古代的首次运用。时隔千年，现代学者王国维、胡厚宣通过甲骨文体认出《山海经》中的古史资料，再次证明《山海经》之可信。套用郭璞“《竹书》不出，则《山海经》几废”，王国维、胡厚宣之发现可谓“甲骨文不出，则《山海经》几废”——《山海经》无意之间成为链接中国古代学术与现代学术的桥梁，从而使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回到以《山海经》为基点的原初性问题，这就是《山海经》是否可为史学研究之资料；或者说，《山海经》是否可信。
在清人所编书中，除《四库全书》与《四部丛刊》将《山海经》列为“子部·小说家”外[2] ，《龙溪精舍丛书》、《四部备要》、《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均将《山海经》列入“史部”。其中，《龙溪精舍丛书》载《山海经笺疏》、《山海经图赞》与《山海经叙录》，与《山海经》等一起被列入 “史部”或“古史”者尚有《穆天子传》、《世本》、《吴越春秋》、《越绝书》；《四部备要》亦收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与《山海经》一同被列为“古史”类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逸周书》；《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将郭璞传《山海经》列为“古今逸史”。《山海经》亦被归为“史地类”，如《丛书集成初编》。此外，《山海经》还多次收入“■书”，如《■书廿一种》收录郭璞传《山海经十八卷》，[3]《■册汇函》收录《山海经》图赞二卷、补遗一卷[4] 。
既然为“史”，就说明其内容“质明可信”。王国维、胡厚宣以《山海经》为“史”，实为渊源有自。从《史记》“不敢言”与郭璞以《竹书》证《山海经》，乃至王国维、胡厚宣以甲骨文证之，《山海经》与中国史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不言自明。或许正是由于此，关于《山海经》的研究也成为中国学术史的一面镜子。从《史记》、《汉书》到《通典》、《史略》，《山海经》在正统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吴越春秋》、《颜氏家书》等亦言及《山海经》；此外，在《水经注》、《方舆胜览》等地理学著作中，《山海经》更是声名显赫。历代大儒几乎都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出对《山海经》的关注，如司马迁、陶渊明、朱熹、胡应麟等，然而其言多含糊不明；延及明代，为《山海经》作注突然间增加，仅保存至今的就有杨慎《山海经补注》、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王崇庆《山海经释义》；而到了清代，关注《山海经》者更可谓层出不穷，不仅毕沅、郝懿行、吴承志、惠栋、汪绂、陈逢衡等争相为《山海经》作注作解，王念孙、孙诒让、俞樾、卢文■、孙星衍等“大师”级人物亦致力于校勘、研读《山海经》，及至在廖平、章太炎、刘师培等笔下，《山海经》更是屡被用来解经、释疑。《山海经》在古代可谓寂寞一生，热闹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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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9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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