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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也就是说，原本的大荒世界，也许只有几里到十几里方圆的大小，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儿之地，后来成了华夏民族勾勒四海八荒的想象的边界，这里面移步换景的历史运会，实在令人着迷。
可以说《大荒经》最初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地方性知识”，是一个地方的人们据以仰观俯察、观象授时的时一空图式。但是，这种具体而微的地方性知识后来却逐渐扩张成为一个广包四海八荒的宏大的世界图式，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刘：我们知道，《大荒经》先有图后有书，图画可能非常古老，而成书则大致可以断定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一位学者也许是很偶然地看到了这幅写照原始天文历法知识的古图，并把它转述为文字，但由于时过境迁，战国时代的学者已经忘记了这幅图画的天文学含义，不了解这幅古图的时间性结构，而是想当然地将之视为地图。那么，他会如何解读和叙述这幅图画呢?
他必定是从当时的地理知识和世界想象出发对这幅在他眼里必定显得有些奇异的图画进行解读和叙述的。战国时代是中国由诸侯割据的封建时代走向大一统的专制国家的过渡时期，那个时代，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有着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欲望和意志，这一天下一统的理想最终由秦始皇实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大一统的国家制定宏伟的制度蓝图。而统一的国家制度首先要有统一的国土作为依托，国家的统一首先是天下的统一，地理的统一，先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才会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为即将到来的天下一统勾画、想象和设计地理蓝图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知识工程之一。但是，勾勒、想象寰宇一统图，不能凭空捏造，而最好有所依托，那幅自古流传的时间图画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这幅图画的四周描绘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人物、动物和场景，画面中那些古怪的人物、动物和场景原本是描绘的岁时节日庆典上的仪式场面和物候事象，但是，现在，这些场景的时序意义既然早已被忘却，在那些一门心思为专制国家设计蓝图、构想寰宇一统图、心中充满了对远方世界的幻想的知识分子眼中，他会将这些怪人看作什么呢?那正是他们心中关于远方世界的幻想的形象再现。于是，一幅天文岁时图就被“顺理成章”地误解为远方异国图。在那些满脑门“夷夏之辨”的战国文人看来，这幅图画中那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动物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殊”的蛮夷之族，比如说，画面中把某个人物画的较大，也许仅仅是为了突出其地位，而在这位战国学者的眼中就成了“大人国”；它的周围那些相对较小的人物形象，自然就成了“周饶国”（侏儒国）；画面中人物双腿交叉，只是为了表示某种特定的动作，到了这位战国学者的笔下，成了“交胫国”，后来南粤之地被命名为“交趾”，就是由此而来的；画面中有个人物的形象手臂画的特长，只是为了便于表示其手的动作，到了这位战国学者的笔下，就成了“长臂国”……诸如此类的殊族异类，居住在海外大荒，环绕在华夏世界、王道乐土的周边，构成了华夏世界的地理和文化边缘地带，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隔开了“礼仪之邦”和“化外之民”、“文明”与“野蛮”、“我族”与“他者”，维系着华夏世界的同一性。因此，他就理所当然地把他对这幅“地图”的叙述命名为《海外经》，而另一幅图画，较之《海外经》图画更多古怪，那一定更在海外之外，应当属于所谓“荒服”，于是就被命名为《大荒经》。从此之后，《海经》就成为华夏民族想象和命名外部世界的宏大图式。
周：如果说，那位战国学者将传世的天文历法图误解为世界地理图，主要体现了知识背景和符号系统的断裂的文化效应，那么，你在书中关于汉武帝根据《山海经》命名昆仑山等地名的论述，则为权力和征服在地理学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地理学的“知识权力”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刘：权力创造历史，而知识从来就是历史的注脚。昆仑山的地理学，确实耐人寻味。这座被古人视为天地之中、世界之轴的神山，在中国历史地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具体所在却一直变动不居、漂荡不定，历史上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为了确定它的真实位置，不知道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但关于真实昆仑之所在，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就在于古人对《山海经》的误解和想象。
古书中关于昆仑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山海经》在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昆仑，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昆仑山的典型特征是，它是天下众水包括黄河之所出，山上还盛产玉石，但《山海经》并没有说这座山在什么地方，那也许原本就只是一座传说中的神话之山而已，在西汉之前，尽管关于昆仑山的记载还见于其他很多古书，但这些书都没有说明昆仑之具体位置，而且其所谓昆仑，都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昆仑位置第一次被确定下来，是在汉武帝时代，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回来后向当时的天子汉武帝报告，说遥远的西方相当于现在新疆西部的地方，有一座盛产玉石的大山，众多河流都发源于此，山西的河流都向西流，山东的河流都向东流，河水（即黄河）就是发源于这里。汉武帝根据张骞的报告，查阅古图书，将这座山命名为昆仑山。汉武帝所根据的古图书，肯定是《山海经》，因为《山海经》肯定是最早记载昆仑山的古图书。汉武帝之所以将此山命名为昆仑，是因为张骞关于这座山的描述正与《山海经》关于昆仑的记载相印合，第一，这座山和《山海经》中的昆仑一样，是西方的一座大山；第二，这座山和《山海经》中的昆仑一样，盛产玉石；第三，这座山和《山海经》中的昆仑一样，是天下众水尤其是河水之所出。
其实，汉武帝关于西方昆仑的命名和实定，纯属想当然，完全是他一相情愿误解《山海经》的结果。正如我们上面说明的，《山海经》版图只是对华夏东方一个地域范围非常小的地方的地理景观的写照，完全不可以和华夏舆地同日而语，《山海经》的西方，确实有一座叫昆仑的大山，但是《山海经》的西方不等于华夏的西方，《山海经》的西方，相对于华夏舆地而言，恰恰是在东方，至于《山海经》说这座山为“河水所出”，其本意也完全可能不是意味着这座山是黄河的发源地，而只是表明，在《山海经》（《大荒经》）所依据的那幅古图上，河水是从画面外经过西北隅的那座被标明为昆仑的大山边流进画面的，这座山完全可能是河水下游的某一座山。至于产玉之山，普天之下何处无有，何必一定在西方。汉武帝根据《山海经》武断论定昆仑山的位置，当然有其政治上的意图，因为远在西域的昆仑山既然是禹迹之所及，古书之所载，那么就足以证明，那里早就是华夏先民的势力范围，用兵西域，开土拓疆，就有了充分的根据。
但汉武帝望文生义实定昆仑之所在，让昆仑之所在成为后来的地理学的长期争论不休的一大公案，由于汉武帝确定昆仑之所在，依据的主要是昆仑为河水之发源，后来，随着中国人对于西域地理了解的不断扩展，随着中国人在西域地理探险和军事征服的不断推进，后人对于黄河源头的了解也不断变化，而由于人们对《山海经》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由于人们一直执著河水源于昆仑的信念，因此，对黄河源头的新认识必定导致对昆仑山之所在的重新定位。纵观汉武帝之后的历史，中原帝国对西部的统治的强化在唐代、元代和清代这三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的时代体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历史上对昆仑山位置的再认识也主要发生在这三个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先后被从汉武帝确定的于阗南山移到了更靠近吐蕃的闷磨黎山和腾乞里塔。在南北朝时代，由于佛法在中土的传播和取经高僧对印度地理的了解，佛教神话地理中的阿耨达山还曾一度被视为昆仑山。到了现代，随着国人世界观的进一步拓展，更由于西方神话学的输入，学者转而关注《山海经》中关于昆仑山的神异性记载，于是，昆仑山又被进一步向西推移，苏雪林著《昆仑之谜》一书，力证中国的神话昆仑就是两河流域古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而到了太空旅行时代，人们放眼浩瀚的太空，想象力更是脱离了地球引力和世俗常识的羁绊，竟而至于把昆仑山搬到了太空之中了，譬如，有人说，昆仑就是月球上的环形山。
世事沧桑，时空变换，《山海经》中的不少地名就是这样不断地被由神话落实到现实，由近处推移到远方，《山海经》的版图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扩张放大。不断扩张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观，仿佛一束强力的散射光线，从人类想象力这个神秘的历史原点出发，穿透幽暗的历史时空，穿透那幅漫漶的《山海经》图画，不断发散放大，将《山海经》版图投影在一个个络绎呈现、不断扩展的历史断面上。
（作者单位：刘宗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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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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