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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王是一位幽默健谈的老人，有一个在我们听起来奇怪的名字:唐买社公。鼓王则沉静一些，名叫唐桥辛二公。据说，排瑶男人一生中四易名字，第一次未婚叫“贵”，第二次是养有子女后改叫“(读bia，上声)”，第三次是有了孙子后叫“公”，第四次是死后使用的法名就叫“法……郎”(法名生前确定去世之后使用)。女人比男人还要多换一次。这么多名字，让办身份证的公安局民警很头疼。到1960年代以后，瑶族基本都使用汉化的名字。
鼓王和歌王年龄相差不到两岁，曾经多次到北京和外省演出。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组专门邀请歌王、鼓王等28名连南瑶族艺术表演代表，前往北京录制了六集名为“连南瑶族风情”的系列节目。5月，我们将在央视音乐频道看到他们的演出。但让歌王更兴奋的是，油岭排瑶今年农历十月将举办一次非常隆重的“大歌堂”。
上次举办“大歌堂”还是1957年，那年歌王才十三四岁。家家户户蒸米酒、熏肉、做糍粑，把出嫁的闺女接回家，把地位崇高的舅父请过来，排里杀猪宰鸡。到耍歌堂这天，爆竹铁铳齐鸣，鼓角喧天，歌堂上满是方圆百里来客，人山人海。
这并不是歌王一个人的光辉记忆。“耍歌堂”就像是一部活的瑶族百科全书，完全可以把巴尔扎克那句“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改成“耍歌堂是整个排瑶的秘史”。瑶胞在这个隆重的时刻用神的语言与祖先对话，在这里流传自己的民族信仰，在这里传颂祖先盘王的历史，在这里张扬自己的艺术想象，在这里挥洒自己的生命热情，也在这里描画血液中的古朴纯真。
似乎所有瑶族人的生活，就是为了让生命在这一天放射异彩。代代相传的刺绣，让他们可以在这时穿上鲜艳如同五彩霞光的衣着；长鼓舞的古拙动作，就像他们劳作时的戏耍；日常生活里无处不在的歌唱，只是为了在这时能唱出《盘王歌》———这歌平时是不能唱的。
除此之外，耍歌堂里还映现出这个民族更深的心灵，比如排瑶对鬼神祖先的敬畏和对诚信的尊崇。明人邝露《赤雅》载:瑶族“对神盟誓，其法令人忘死”。每次耍歌堂，最紧要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游神大典”，各族抬着代代相传的盘古王和本族祖先神像，由最有威望的老人，鸣锣率众周游全排大街小巷。鼓乐之声响彻群山。衣着光鲜的游行队伍凡是经过巷口、转弯处，都有人在那里发放糍粑饼果，赐酒犒劳。而类似“耍歌堂”这样的亲友聚会，排瑶只要约定，总是如期而至，从不违约，因为排瑶日常与人相交，但凡承诺(一般都是口头承诺)，从不反悔；即使是血族复仇之事，一经老人调停，吃过和好酒，也会信守约定，绝不再挑起事端。
这些金子一样的品质依然在年轻一辈的生活中流淌。我们在连南喝酒时，年轻的瑶族人每次总是先洒些在地上，口中轻说几句:他们保持着喝酒前先敬祖先的习俗。
喝酒还是和以前一样喝酒，但听歌、唱歌的人确实越来越少。歌王的记忆里，是文革中不让唱，改革开放后没工夫唱，现在想唱也唱不了；歌王的三个女儿也不再在黑夜等待情郎送歌，她们先后考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广州艺师学习声乐，毕业后都当上了音乐教师。“‘耍歌堂’的技艺以前是在生活里口口相传，现在没有物质刺激，没什么人唱瑶歌，没什么人打鼓，没什么人刺绣，很难传下去。”
鼓王没有这么悲观，因为2006年“耍歌堂”申遗成功后，连南很快成立了培训班，教年轻人学瑶歌，习刺绣，跳长鼓舞，现在县城每晚都有瑶族文艺表演。目前，村子里已经有两三百人会打长鼓舞(全村共3178人)。古时长鼓舞只传男不传女，这几年，连南县里要求男女都要传。
新村里看不到一个穿瑶族服装的年轻人，我们驱车前往离此15分钟车程的老寨，还是没有见到。在山顶远眺，有小学生放学从山脚回家，有炊烟与天相接，有人赶着牛回家，一切都像才刚刚诞生，美丽得如同黎明。但对于瑶胞而言，他们是在这里用退守保护着领地，而时光在山下轻易侵蚀了他们后代的生活。
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耍歌堂”的形式变得不那么必须。在很多瑶族老人不知道汉化、全球化这些词语的时候，他们已经身处其中。散学的小学生们身上背着的还是妈妈或祖母缝制的彩色条纹背包，包里装的是全国统一的课本。以后，他们的包也会改变，他们会从山上走下去。但你不知道该替他们高兴还是替什么惋惜。就像你不知道该让他们继续住在山上的瑶寨，还是欣喜他们住在交通生活更便利的新村，即使山上寂静有如天籁、山下的水沟扔满塑料袋。
我也不知道。我怀念小时候在山村里问路主人会带着你走好几里地，可也不想再在深秋打着赤脚。也许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就像城里的瑶族青年可以喝着红酒，却还是先洒些在地上，口里轻说几句。
下山时，夜色从山谷升起，我们在新村的小卖部旁边又见到了鼓王，他穿着回力牌球鞋，已经把那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长鼓锁回大铁箱，并换回了汉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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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2009-03-2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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